2014年7月，《李鹏回忆录(1928-1983)》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电力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

该书是李鹏撰写的一部自传体书籍，时间跨度从1928年至1983年，共55年。在书中，李鹏除了回忆和妻子朱琳相识、相知并共同抚育李小鹏、李小琳和李小勇三个孩子的家庭生活外，也记叙了自己和毛泽东、周恩来、陈云、邓颖超、李富春等革命元勋交往的经历。

一、

众所周知，李鹏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他的父亲李硕勋曾任中央军委委员、中共江苏省委军委书记，中共浙江省委代理书记等职；他的母亲赵君陶，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赵世炎的妹妹，也是党内有名望的老大姐之一，连邓颖超、蔡畅等人都称她为“大姐”。

父亲牺牲后，李鹏历尽艰辛，终于在1941年2月来到了延安。

刚到延安时，李鹏被安排住进了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第二天，与李鹏的母亲赵君陶关系十分密切的蔡畅，便来到招待所看望李鹏。

1926年北伐军攻下武汉后，蔡畅担任湖北省委妇委书记，赵君陶则是妇女协会的宣传主任，是蔡畅的得力助手，曾多次见过儿时的李鹏。

当天，蔡畅便让李鹏搬出招待所，到自己家去住。

在蔡畅的家中，李鹏第一次见到了李富春。他曾听母亲说，李富春和自己的父亲李硕勋是很好的战友，两人曾在中共江苏省委共过事，一个担任省委书记，另一个则担任省委军委书记。

李富春和李鹏的舅舅赵世炎，也有着非常深厚的革命情谊。赵世炎和周恩来曾在1922年建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当时在法国留学的李富春和蔡畅，都是经过赵世炎和周恩来的介绍加入党组织的。

见到李鹏后，李富春十分高兴，马上带着李鹏去见李硕勋的另一位好友，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

在陈云住的窑洞里，陈云对李鹏回忆起了他最后一次见到李硕勋时的情景：“1931年顾顺章投敌叛变后，中央考虑到江苏省委的同志有危险，立即通知这些同志撤离上海。在撤离前，我和你的父亲李硕勋，还有潘汉年同志在一家小饭馆吃了一顿饭。你爸爸当时还与我和潘汉年约定：为了革命的胜利，我们都要保重，相信不久后，今天在座的我们三个人还会再见面的！”

说到这里，陈云的眼眶有些红了：“遗憾的是，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你的父亲了。如今我潘汉年都还在，唯独你的父亲牺牲了......”

这是李鹏第一次听到潘汉年的名字，也是第一次知道父亲还有这么一位生死与共的战友。从那以后，年轻的李鹏便产生了一个想法：一定要见见这位潘汉年，也许还能从他的口中听到一些父亲的往事。

遗憾的是，李鹏的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1948年9月，他根据党组织安排到苏联留学，直到1955年才回国。而这时的潘汉年，却因为被怀疑为“内奸”而被逮捕，被关进了监狱。

二、

潘汉年是我党隐蔽战线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在20 多年的情报生涯中，他以他的大智大勇，多次屡建奇功。

1939年春，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潘汉年奉命打入敌后的上海，负责搜集敌人的重要战略情报。

当时的上海已被日本人占领，日本人和汪伪政权都在这里建立了庞大的情报机构。而我党在上海的情报工作，主要由地下党组织在开展。因此，潘汉年亲赴上海，目的是着手加强和部署那里的情报工作。

到达上海后不久，潘汉年得到了一个重要情况：过去他在中央特科“红队”的手下、如今叛变投敌的汪伪特工总部主任李士群，因为与另一汉奸特务丁默邨争权夺利，遭到周佛海的忌恨和日本人的猜疑，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李士群想搭上我党这条线，与我党建立秘密联系，必要时愿意向我党提供一些情报。

考虑到李世群的特殊身份，潘汉年认为：如果能争取到他，有限度地做一些有益于抗战的事，是符合抗日大局的。

1939 年秋，经组织同意，潘汉年开始同李士群进行秘密接触，将我党著名的女情报员关露派到了李士群身边用以联络，并专门建立了一个秘密情报站。

在双方建立联系的起初一段时间内，李士群并没有提供多少有价值的情报。潘汉年也很沉得住气，并不急于向李士群提出更高的要求。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的形势和环境更加险恶，潘汉年打算去见一见李士群，让他给我党在上海的抗日活动提供一些方便。

潘汉年没有贸然出面，而是先通过关露进行试探。见李士群的反应比较积极。于是，约定在李士群的家中进行会面。

在会面中，李士群向潘汉年透露了日伪即将对苏北根据地进行“扫荡”的有关军事行动计划，希望我党提前准备。

李士群这次提供的这个情报非常有价值，潘汉年对此表示了谢意。

接着，李士群拿出一本上海储备银行的空白支票簿交给潘汉年，说只要在上面填上数字，随时可以在银行取钱。潘汉年为了不扫李士群的兴，便暂时收下，但这本支票后来他一次也没有用过。

利用李士群，潘汉年巧妙地获取了近百份有价值的政治、军事情报，这些情报也为我党的抗日斗争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三、

1943年4月，潘汉年通过秘密渠道获释，日军又将要对我新四军进行一次“扫荡”，但行动日期和兵力不详。潘汉年于是向华东局书记饶漱石请示，提出自己准备再见一次李士群，争取从他那里得到有关这次“扫荡”的情报，饶漱石立即表示同意。

不巧的是，此时的李士群并不在上海，而是在南京。经过一番思考，潘汉年认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决定冒险去南京见一见李士群。

到达南京后，李士群将潘汉年接到自己的公馆，先谈了一通所谓当前形势，接着话题一转，对潘汉年说：“汪精卫先生目前心情不好。他打算搞议会政治，听说你来了，很高兴。他想和你谈一谈。"

面对李士群突然提出来的这个要求，潘汉年一下子便看穿了对方的用意：李士群是想借潘汉年在汪精卫面前邀功，让汪精卫看到他有办法能够拉到中共方面的要人，让汪精卫对他更有所倚重，并在和周佛海的矛盾斗争中得到汪精卫更多的支持。

由于事发突然，潘汉年一下子陷入了进退两难之境。如果不答应李士群，让李士群在汪精卫面前丢了面子，可能会让李士群恼羞成怒，不仅再也得不到重要情报，还会让他从此更加死心塌地地给日本人卖命。

基于这种想法，潘汉年答应了李士群。当天下午便随着李士群来到了汪精卫的公馆。

来到汪公馆后，汪精卫和潘汉年开始了一段对话。

汪精卫说：“我认识你们的毛泽东先生。过去我是主张联共的。以后发生误会了。你们和蒋介石联合是没有什么搞头的。蒋是独裁的，我是要搞民主的。我要搞议会政治，成立联合政府，吸收各党派参加，也要请共产党参加。”

潘汉年说：“我可以把汪先生的话转达给延安。我认为延安方面是不会退出重庆的参政会来南京参加你的议会的。”、

汪精卫又说：“你回去联络一下，以后的联系，仍找李士群。”

潘汉年这次和汪精卫的对话十分简短，谈话本身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这件事之后，潘汉年已知李士群居心叵测，不能轻信，便迅速离开南京，回到了根据地。

潘汉年也知道没有经过组织允许，私下会见汪精卫是一件严重的政治事件，因此在回到根据地后，没有敢把这件事向组织上坦白，而是准备就此烂在自己的肚子里。但潘汉年没有想到，这次会见会在后来成了他的生命中的一个重大转折。

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期间，重庆国民党当局不知道从哪里获知了潘汉年与汪精卫的这次秘密见面，于是蓄意夸大、混淆事实来攻击中共中央。党中央出于对潘汉年的信任，在《新华日报》上郑重辟谣。见到这种局面，潘汉年更加不敢主动找组织坦白，就此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四、

1955年4月，中央要求党的高级干部要就本人历史上没有向组织坦白的问题，向中央进行坦白。潘汉年思前想后，决定向老领导陈毅交代这件往事。

陈毅听说此事后，气的指着潘汉年的鼻子骂道：“你真是糊涂啊！这么严重的错误，你怎么早不向组织报告？你知不知道私通汪精卫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这是原则性的错误，不可原谅！”

怒斥完潘汉年之后，陈毅拿着潘汉年写的坦白材料，将事件事原原本本地向毛主席进行了汇报。毛主席十分生气：“潘汉年在明知自己的问题的情况下，还向组织选择了隐瞒。现在问题遮盖不住了，他不主动找组织，反而找上了你，是指望用老朋友的交情换取宽大处理？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

第二天，公安人员来到北京饭店，将正在这里吃饭的潘汉年带上了车。中央随即决定，由李克农牵头，时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担任组长，与总理办公室秘书许明、公安部12局局长狄飞组成三人调查小组，调查1939年3月到1948年8月潘汉年和中央来往的电报和有关记录文件。

三人小组花了三个月时间，认真调查了潘汉年当时与中央的有关文电，整理出一份详细的审查材料，并由李克农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写了正式报告。

在报告中，李克农列出了几个疑点，建议中央进一步审查核实：一是中央的确发布过有关潘汉年打入敌伪组织，利用汉奸、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指示；二是潘汉年进行的情报工作都有正式报告；三是潘汉年提供了很多决策性情报，得到中央的好评；四是我党的地下组织机密一直未被泄露，直到上海解放等等。

遗憾的是，这份报告并没有引起中央的重视。196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潘汉年是“长期隐蔽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干部的内奸分子”，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五、

得知潘汉年被定为“长期隐蔽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干部的内奸分子”后，很多了解他的同志都不相信。这里面既有陈云、李富春这样的老革命，也有李鹏这样的年轻人。

李鹏在回忆录中提到：虽然我和潘汉年没有打过交道，但我也知道潘汉年是父亲的老战友，很难相信他居然是“内奸”。

1966年初，李鹏调任北京供电局党委代理书记，从吉林回到了北京后，曾和母亲一起拜访过曾担任过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谢觉哉，并在谢家也谈起过潘汉年的案子。

李鹏记得谢觉哉对自己说：“潘汉年案是很复杂的，涉及中央许多重大机密，直接领导潘汉年的是周总理和康生，许多事情毛主席也是知道的，对潘汉年的处理，是党中央定的。毛主席早有指示不判死刑。人不杀，就好办了，是非功过，总有一天会弄清白的。”

见李鹏神情茫然，谢觉哉便问李鹏：“你读过王勃的《滕王阁序》吗？里面有两句话是这样说的：“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贾谊这样有本事的人，又处于圣主汉文帝时代，也遭遇这样不公的待遇，这说明什么？

天下没有绝对公平的事，好人也常受冤屈。梁鸿博学多才，路过洛阳时，见宫室侈丽，作了一首《五噫歌》，被奸臣诋毁，只好改名换姓，逃到边陲，为人舂米为生。在东汉初期这个所谓政治清明的时代，梁鸿这样有才华的人却遭遇这等不平之事，失志如此，又可奈何？”

谢老的话，听得李鹏频频点头。谢老接着又和李鹏聊起了宋代的岳飞，他问李鹏：岳飞被宋高宗杀害，难道当时没有人知道岳飞是被冤枉的吗？当然有人知道。但在当时，宋高宗一意要与金人议和的情况下，试想谁人救得了岳飞？岳飞被害真正的罪魁祸首不是秦桧，而是宋高宗赵构。岳飞的功过，后人已有评说，也无须再议宋高宗和秦桧谁是罪魁祸首。我只想说明一点，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发生的事情，都有它的时代背景和特殊原因，不是无缘无故的！

六、

十几年后，谢老那句“是非功过，总有一天会弄清白的”的话，终于得到了应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中央的拨乱反正，一些始终惦念着潘汉年的老同志，纷纷要求中央重新审理此案。

在这些老同志中，牵头的就是时任中纪委第一书记，主持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的陈云。此时的陈云被查出患有结肠癌，在接受手术前，陈云对前来看望他的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胡耀邦说：“我有一事始终放心不下，就是潘汉年的所谓‘内奸’问题” 。我建议此案需要重新审查！”

经过详细调查，中央终于查清了潘汉年案的来龙去脉，于1982年8月23日发布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向全党郑重宣布：“把潘汉年同志定为‘内奸’,并将其逮捕、判刑、开除党籍，都是错误的。这是建国以来的一大冤案，应予彻底纠正。”

《通知》还对潘汉年的一生重新做了高度评价，指出：“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明，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也意味着潘汉年头上“内奸”、“特务”、“反革命”的三顶大帽子，被彻底摘除。

遗憾的是，潘汉年并没有看到这一天的到来。1977年4月，潘汉年含冤离世，享年71岁。

1995年春，在潘案发生后的四十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在国务院的一次团拜会上，见到了当年审查潘汉年案的原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当年在审查这个案件时，正是罗青长列出了该案的数个疑点，可惜没有被中央采纳。

据李鹏回忆录中的记载，在这次团拜会上，李鹏和罗青长又聊到了当年的潘汉年案，都不胜唏嘘。团拜会后，罗青长写下了《潘汉年冤案的历史教训》一文，以亲历者的身份，结合当时的政治背景，客观回顾了潘案始末，并指出“潘汉年冤案的发生，是我党的历史悲剧，是沉痛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