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预测人口将暴增5000万，然而却迎来了负增长。

9年前，人口专家夸下海口，声称我国新生人口总数将会在十年内逼近5000万。事实却是，今年的人口却出现了61年后的又一次负增长。

专家的预测为什么失效了？愈发严峻的人口问题，社会又该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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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单身的年轻人催婚，对结婚的年轻人催生，对已经生了一个孩子的夫妻，则催生二胎乃至三胎，催生催婚，仿佛成了中国家庭的主旋律。

维持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宣告终结之后，生育似乎成为了中国热的头等大事。从官方到民间，鼓励生育的宣传口号络绎不绝。

可事实上，年轻一代的生育意愿却一直在降低，许多年轻人直接放话称“儿孙自有儿孙福，没有儿孙我享福”。

不婚，不育，过更自由的人生，尽可能抛却因社会关系而赋予的责任，这样的观点，已经成为不少年轻人的共识。

生育意愿的降低，必然会导致生育率的降低。

放开生育政策时，专家预测，理想情况下，适龄人士响应国家的二胎号召，在9年之后，中国人口就能暴增5000万。

当然他们也知道，这只是理想状态下的真空预测。鸡零狗碎的现实生活，哪儿来的理想状态。

常规状态下，人口增长都一定会出现疲软期。更别提，我们遇到了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2020年开始，受到大环境的影响，我国新生人口数量出现明显的下降，而且幅度很大。与此同时，因为年龄、疾病、意外等情况死亡的人数又在不断增长，速度同样很快。

人口的少量出生和大量死亡，自然会导致2023年的人口负增长。而这，是61年来的我国人口重大拐点。

出生人口越来越少，意味着未来国家的劳动力资源将会越来越少。

而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又非常严重，劳动人口创造的价值无法完全覆盖老龄人口需要的福利，这便大为加重了国家的压力。

所以，国家只能通过一个办法来平衡情况，那就是延迟退休。

在无法确保劳动人口数量的情况下，政府只能延长单个劳动力的劳动时间，增加劳动价值的产出。

这个政策，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简直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噩耗。

劳动力市场如今还处于相对饱和的状态，企业营收水平下降的情况下，劳动者们的报酬会被压缩。

到手的钱变少了，工作的时间变长了，未来的生活看不到希望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年轻人们就更不想生孩子。

“不想让我的孩子重复和我一样的辛苦生活，不想把我的孩子逼成又一个没有灵魂的打工人。”这也成为了年轻人们的心声。

新生儿数量减少，然而经济市场存在的问题还会不断加剧，政策又只能再次做出调整，这样一来，恶性循环便出现了。

归根结底，困扰着年轻人的还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金钱。钱能买到奶粉，买到优质的教育，买到高水准的医疗，买到很多孩子成长必需的东西。

2022年，《中国生育成本报告》做过一个粗略的估算。一个正常的家庭，以合格的标准把一个孩子养到17岁，需要花费48.5万人民币。

而这还只是平均水平，代表着对孩子最基本的养育成本。如果父母对孩子有更高的要求，那付出的成本则远远不止48.5万，而是会成倍增长。

一个孩子婴幼儿时期使用的纸尿裤、奶粉，儿童时期使用的绘本、玩具，学生时期的教育费用，以及各种兴趣班辅导班，这些都需要用钱来堆积。

谈钱或许是俗气的，但却也是不得不直面的现实。至少对于消费观念已经转变成享乐为主的年轻一代来说，育儿成本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范围。

既然无法做到给孩子更好的生活资源，那他们索性放弃生育，其实这样，既是对“未出生的下一代”负责，也是对自己人生的负责。

另外，当今社会越来越高的住房和医疗成本，也会降低年轻人的生育欲望。

这些年来，全国一二线城市的房价居高不下，有多少年轻夫妻掏空了两个原生家庭的所有积蓄，也只能勉强负担新房的首付而已。

此后至少10年，甚至30年，他们都必须化身房奴，每个月承担着不菲的房贷，辛辛苦苦地生活，精打细算地花费每一分钱，只为了在大城市有一个自己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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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房，装修，这已经是他们的极限。生儿育女，则完全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

当房价压垮了无数个中国人的脊背时，放弃生育，或者暂时放弃生育，也成了无数个家庭无奈之下的妥协。

医疗费用，同样也是如此。

我国虽然有不少针对医疗卫生事业的福利政策，但针对一些危急重症，国家能够给出的分担风险的措施还是十分有限。

看病难，看病贵，“活着”已经成为了宏大而艰难的命题。既然如此，人们又哪里还有意愿生下同样要面临这些风险的孩子呢。

生儿育女，这本质上来说，就是一项长期的风险投资。生育之后的生活具有太多不确定性，而不确定就意味着危机四伏。

习惯了规避风险的年轻人觉得，与其小心翼翼，不如一开始就掐灭那些风险发生的可能。

而北欧发达国家的医疗福利情况，就决定了他们的高生育意愿。在瑞士、挪威等国家，全民免费医疗的政策早就已经出台，儿童医疗教育福利也同步跟上。

所以这些国家的国民不必个人承担社会分享，在国家分摊的情况下，他们便有了更多的进行风险投资的勇气。

因此，近年来，北欧部分国家的生育率在持续上升。当然，全民免费医疗，在我们这个人口大国几乎不可能实现。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对一个宏观的社会来说非常适用，对于每一个微观的个体来说也同样适用。

正是因为理想化的世界并不存在，专家做出的理想化预测才会遭遇滑铁卢。而且不得不说，考虑让中年人士生育二胎，这本身也是不考虑现实风险的想法。

一个高龄产妇，需要面对太多太多的风险。她或许不能平衡自己和腹中胎儿的营养分配，或许无法承受激烈的妊娠反应，或许无法闯过生育时的难关。

当医疗技术无法为每一个高龄产妇提供90%以上的安全保障时，社会便很难指望大多数中年女士生二胎，甚至是生三胎。

抛开客观的经济和医疗环境不谈，现有的社会状态，也在持续压抑女性的生育欲望。

2020年，有关部门公布了一个对于研究人口增长问题很有意义的数据。近三年来，女性的终生不育的比例超过了10%。而且2020年以后，这一比例还在持续上升。

有媒体做过街头采访，随机访问25-35岁的年轻女性，询问她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情况。

一位30岁左右的女士说，她自己目前是无孩状态，和丈夫也达成了大概率丁克的共识。对于他们来说，孩子是工作的拖累。

她和丈夫都是高学历人才，分别在大平台就业，但本身足够优秀，却同样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生怕稍有懈怠被挤出用人单位。

谁也不愿意放弃自己辛辛苦苦积累的事业资源，所以他们只能为了工作而放弃家庭。

这位女士所在的公司规模不小，也推出了对女性员工的生育保护政策，禁止辞退孕妇。

可是，怀孕甚至生育后，大概率会有薪资下降的阶段。经济收入减少，会降低她的安全感。没了安全感，她就更不愿意考虑生育问题。

家庭支出的增长，怀孕和育儿的成本逐年提升，让包括她在内的很多女性对生育望而却步。

针对如今严峻的人口增长情况，社会研究和人口分析专家，也提出了一些有效建议。

他们认为，喊口号或者洗脑式的宣传，对于年轻人来说根本没用。要想提高生育率，那就必须做实事。

比如为家庭开放产检绿色通道，增加一部分免费产检项目，降低怀孕带来的成本支出，从经济上解决家庭的难题。

同样可以考虑的经济措施，还有增加育儿津贴的发放，为产妇和新生儿提供更有力度的生活及医疗补贴，扶持教育类基金会的发展等。

而在政策层面上，国家也可以调整劳动法当中的部分内容，增强对于女性职场就业权益的保护，尤其是涉及到怀孕生子的问题时，确保企业不会因为某些问题而开除孕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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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每一个家庭的痛点出发，从个体的角度考虑，用政策保障和人文关怀温暖生育主力军，或许对提高生育率有一定作用。

只有增加新生人口，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才有动力。希望国家和人民能早日摆脱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