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同志是在毛主席去世后担负起建设国家的重任，作为国家领导人他深知当时形势之严峻，阴谋集团蠢蠢欲动，对人民政权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华同志临危不乱，及时冷静判断形势，寻找最佳的“合作”伙伴，与叶帅、汪东兴等人一起筹谋对策，最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四人团伙”全部控制起来，人民政权自此得以巩固，不愧是毛主席选出的“接班人”。后来华国锋同志又成为军委主席，这时有两位高干表示出了担心，他们是谁呢？

从华国锋同志能够联系叶帅等人一起粉碎阴谋集团的举动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头脑睿智的领导人，具有较强的全局观和预见性，并且深知自己的处境。华国锋同志是位在建国后成长起来的领导人，他拥有很高的领导能力，但在那些开国将领面前，他明显资历不足。在毛主席去世后，阴谋集团敢公然夺权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们只把华国锋同志当作后起之秀。

华国锋同志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及时联系叶帅等人共商大计，同时也表现出了自己的诚意，只有精诚合作才能粉碎阴谋集团的计划。叶帅等人也非常欣赏华国锋同志的谦虚谨慎、稳重老练，因此他们与华同志一起与阴谋集团做斗争，并最后取得了胜利。华国锋同志后来担当起党政领导人得到了众人一致通过，但是在他出任军委主席时却有两位地位显赫的高级干部表示担心。

其中一位就是纪登奎。纪登奎是1938年入党的老干部，从资历方面来看，他与华国锋是同一时期成长起来的领导，建国后华国锋在湖南一带任职，纪登奎则是在河南从事地方领导工作，后来得到中央的重用，在特殊时期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他也属于后起之秀，是毛主席晚年非常赏识的干部之一。

华国锋同志成为军委主席后，纪登奎当时主要负责的是领导中央宣传工作，按照很多领导人的要求，让纪登奎做好华同志的“铺垫”工作，大力宣传他在早期时的相关军事经验。中央之所以有这样的安排，就是想帮助华同志树立起军队干部形象，利于他今后更好地开展军事主席工作，这一点让纪登奎产生了担忧。

纪登奎认为这种属于“过度包装”，改编山西民歌《交城山》就是其中之一，其改编的内容就是歌颂华同志早年的一些事迹，让百姓从歌声中了解到，华同志当年也曾是非常有能力的“华政委”。实事求是的纪登奎不支持这样的宣传工作，他认为华国锋同志当年只带过18名士兵，只是普通的领导干部，并不是主力政委，这样“过度包装”有失历史的真实性。

事实上，这也不是华同志的初衷，当时中央领导为了建立新领导人声望才做出的一系列宣传工作，想让他能够取得民众的了解和信任，只是后来的宣传有些过度而让一些高干的质疑，尤其像纪登奎这样敢说真话的领导干部，他直接就表示出了担忧。后来纪登奎被调离了原有的宣传工作岗位，但他不唯上只唯实的做法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另一位表示担心的就是粟裕，他是军中地位显赫的将领，素有“战神”之称，能够位列开国大将之首足见他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当时他担任军事科学院第一政委，接到了一个“特殊”任务，那就是让军事科学院写几篇文章，其内容就是与华同志有关的军事理论学术研究，目的就是帮助华国锋同志建立军事权威，结果粟裕也不支持这样的做法。

粟裕是战争时期历练出来的将领，从一名普通的士兵做起，冒着枪林弹雨逐渐成长为优秀的将领，他的军功与战绩都是令人折服的，而不是别人帮助建立起来的军事权威。如果这样刻意地建立军事权威，让那些与粟裕一样从战争时期走过来的老将领们如何信服？他们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时候，华同志还没有参加革命，这种非实事求是的做法，粟裕直接表示不同意，并且阻止了相关学术文章发表。

粟裕的意见也代表了很多老革命家的想法，人民政权之所以能得到巩固，靠的不是刻意的标榜，而是实事求是地正视历史，每位领导的政绩都是有目共睹。真正想树立起形象，也要从实事求是出发，尊重历史就是对每位领导人的最大肯定，毕竟人无完人，只要对党和国家做出过巨大的贡献，都是百姓喜爱的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