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下乡那阵子，男女同学，不论高中初中，不管聪明愚笨，一律是“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统统都在接受再教育，也分不出个高低贵贱，人人都争抢扎根当农民，扎根农村便失去了它苦难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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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这些十六七、十八九岁刚出中学校门的孩子，只是关注到眼面前的苦筋饿肤，哪会考虑今后一辈子扎根农村将会遭遇到的种种难题：工农差别、文化差异、民族差异乃至生活习俗、语言文字、审美情趣、价值观念等等太多太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必要的思想准备。当时公社有个上海女知青单是因为集体户伙食差，农活累，为了能经常吃到煎饼馍馍、能够躲开日晒雨淋，被村里老娘们掇合而动了心，嫁了个庄稼汉，提前当上了社员家属。对于扎根农村尽管没有丝毫的张扬和做作，她却是用实际行动作出了表率。可见有些知青对这样重要的人生课题处理得草率而任性。

两年后，开始了招工提干上大学，知青群体随之分化。可是，往往革命论调提得高、扎根农村喊得响的人，容易被誉为与工农大众结合得好的先进知青，便可脱离农民捷足先登地告别农村走向城市。而那些苦苦盼着也能风光地进城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眼下仍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们却无法摆脱扎根农村的桎梏。于是，浓郁的消沉、失望情绪开始蔓延。尤其是工分值低、收益差的生产队，知青则生活在精神物质双饥饿的贫困线上。

我经常下乡蹲点，走村串户接触过许多年龄与我相仿的知青，作为干部，常常要例行公事询问他们：集体户房子漏不漏？口粮够不够？他们总会这么说：只要身体好，什么困难都好克服。就怕得病，现在生肝炎、得关节炎毛病的知青不少，让队里的赤脚医生治，医术不说，连起码的药都不具备，毛病越拖越重。本来收入就低，有了毛病又出不了工，欠队里的口粮款也越积越多。又不敢回上海，错过了招工机会可是一辈子的事……说着说着，对方就不愿意多说了。而我对于这些问题根本没有解决的办法。于是双方就会沉默不语，心里都觉着挺难受。

然而，这种难受对于我来说只是暂对的，对于他们却是长久仍至终身的。

当自己回到城里，坐在窗明几净的办公桌前时，何曾再去细想那些仍在农村的知青们艰难挣扎的解决途径？尽管是当时的气候政策环境所然，自己是人微言轻，小青年一个，再细想再筹划也是枉然。可是，不能原谅的是：在扎根农村风潮兴盛时，我也与一些刚刚拔下扎根尾巴进城吃上了皇粮的知青一道，为了自己能坐稳城里的位置或向往更繁华的去处，做着洛阳纸贵般的文学梦，用知青的苦难制造着自己的敲门砖：高唱起革命的阔论，摇身一变成了“教育者”，在字里行间煞有介事地告诫苦于无法进城的务农知青不要动摇扎根信念，还扣上一顶一辈子扎根农村的帽子，以此来换取点滴名利。也许主观上并不承认有投井下石的动机，可是客观上就是在哄别人扎根农村，为了让自己尽快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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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初期，我在(延边日报》、《吉林日报》等报刊发表了不少文字，在县城里小有名气，并被誉为延边最有影响的作者之一。我写的东西大部分是与知青有关，其中，一辈子扎根边疆干革命的诗歌又占了大头，比如:“良种”、“山村教师”、“女队长”、“边疆民兵”、“故事员”、“同咱一个心眼”、“乡邮员”、“饭店服务员”、“故乡千里来聚会”、“苗房值夜”、“书记上任第一天”、“革命的路”等等。

从这些题目中多少可以看出，这些诗都是描写生活在最基层最边远的环境、从事最艰苦最困难的工作而铁心扎根百折不回的知青们。事实上，众多高喊扎根农村口号籍此入了党、当了知青标兵，又被宣传被树榜样的，风云一时后早早就完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转折。于是，留下来的知青原本默默无闻的，也只能依样画葫芦，学做着将扎根农村的口号当作离开农村通往城市的敲门砖。

想当年，延边地区的上海知青近两万人。当时的珲春县也有六千名，如今留下来的不满一百，而在珲春市(珲春县已改为珲春市)工作的占了80%，其中，官最大的是担任市委统战部长的耿玉林，廿年前住在县革委会宿舍时，他是我的隔壁邻居，那时在县团委工作。他的夫人是朝鲜族，被他训练得一口上海话。小耿告诉我：要说当官的，还有两个上海人，一个是财政局副局长张根发(我记得第一年回沪探亲，小张才十七岁，为抢行李架，在火车上与人打起来，我还上前劝过架。这次见面，他已是一位十分成熟老练的领导了)；一个是档案局副局长褚梅芳(下乡没多久，她就以“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不过夜”而闻名省内外，她与担任珲春镇镇长的当地知青小严结了婚，小严曾是我在县委党校的同学。可惜这次小褚没碰到)，他们的生活相对比较稳定。

多数的上海知青在工厂工作，不管顺境逆境，他们十分要强，许多人下了岗，没有收入，有的去摆地摊，有的卖冰棍，还有的踏三轮车……

剩下20%的上海知青，有一些在乡里当教师；真正“扎根”农村的有十来个。山呼海啸般的扎根农村风潮，充其量也只有六百分之一(即千分之一点六)的作用。绝大部分知青十分庆幸地离开了曾经“扎根”过的地方；其中，又有绝大部分的上海知青回到了上海；如今留下的这些真正的扎根派也是出于千种缘由万般无奈，他们远离了城镇，落户在少数民族边陲，好像是当年运载途中震落的几粒石子、遗漏的些许沙土，与建造宏伟的大厦失之交臂，不能为之添砖加瓦而沉默于山村；更不能追随绝大多数知青一起成为都市的一道风景……

但是，在中国知青这部沉甸甸的史册里，若没有扎根派们默默地付出和奉献，这部知青史就将无法得到完整！

的确，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给知青的这一辈或下一辈带来了种种痛楚，绝大多数知青(包括我在内)都吃到了苦头，也得到了磨练；但若有人还像当年那样：自己呆在城里，哄骗别人在农村扎根落户，以至于仍然愿意再唱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样高调的话，那就请他来与扎根农村的知青们调换一种生活，我想，他会马上噤声的。

曾经为祖国的农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献出青春年华的知青们，历史将记住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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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范文发，上海控江中学68届高中生，1969年3月到吉林延边珲春插队落户，1977年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曾当过大学教师，干过企业管理。业余喜爱创作，出版了《白山黑水》、《重做上海人》、《边城盛放金达莱 》等多部纪实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