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0月，时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的林彪之子林立果利用职权秘密组织了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定名为“联合舰队”。1971年3月，林立果主持制定了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阴谋杀害主席。

1971年8月15日，主席动身到南方巡视，期间，得知林立果在京沪线策划刺杀的计划后，临时改变计划于9月12日提前回到北京。林立果谋杀阴谋失败后，措手不及，决定和父亲林彪、母亲叶群一起乘专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

关键时刻，林立果的姐姐林立衡，向8341部队副团长张宏和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揭发了林彪、叶群准备逃跑的阴谋。张宏立即把情况报告给了总理。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会议的总理，接到报告后，要求张宏进一步核准情况，同时找吴法宪追查飞机情况，并下达“必须由周恩来、黄永胜（解放军总参谋长）、吴法宪（空军司令员）、李作鹏（海军第一政委）四个人一起下令才能放飞”的指示。

晚上11时半左右，总理直接打电话给叶群，问她知不知道北戴河有一架专机。一开始叶群撒谎，说她不知道。后来叶群又说：有，是我儿子坐过来的，林副主席说，如果明天天气好，想到天上转一下。

叶群的答话，更加引起了总理的警觉。

总理又问叶群：是不是还准备到别的地方去？

叶群说：原来想到大连去。

总理说：晚上飞行不安全。

叶群说：晚上不飞，等明天天气好了再飞。

总理说：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如果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看林彪同志。

叶群一听总理要去北戴河，更慌了。她怕总理一来，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破产。叶群再三劝总理不要去北戴河。总理与叶群通完电话之后，立即派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到空军作战室，派8341部队政委杨德中陪吴法宪去西郊机场。同时要求，林立果乘坐的从北京西郊机场飞到山海关的256号三叉戟专机，连夜返回北京。

这时，在西郊机场的空军副参谋长胡萍得知总理追查256号专机，一边打电话给在山海关机场的空军34师副政委潘景寅（专机驾驶员），让他借口飞机有故障，不能飞回北京，一边要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打电话告诉林立果，要他早打主意。

林彪得知前述情况后说：今晚反正睡不着觉了，赶快准备东西，马上就走。叶群更加惊惶失措地叫喊：快！越快越好！

当时山海关机场工作人员赵雅辉、佟玉春、王学高、周振山、刘三儿目击了林彪、叶群等仓皇逃命的狼狈情形。

9月13日零时22分，林彪一伙乘坐红旗车，以极高速度开到机场的256号专机附近。车子还未停稳，林彪一伙就急忙下车。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拿着手枪，乱喊乱叫：快！快！快！飞机快启动！飞机快启动！

叶群披头散发，林彪光着秃头，慌慌张张地跑到飞机驾驶舱门底下，在没有客机舷梯的情况下，这伙人慌忙顺着驾驶舱的小梯子，一个一个往上爬。

第一个上去的是刘沛丰（空军党委办公室处长），叶群往上爬的时候，林彪跟着往上爬，林彪的秃头都顶着叶群的脚了。他们没有等机务人员上齐，连副驾驶员、领航员、通信报务员都没有上机，飞机滑行灯也没有打开、机舱门还未关上，飞机就仓促启动，强行滑出。

在滑行中，右机翼撞坏停在道旁的加油车罐口盖，刮掉了机翼上的铝皮，撞破了机翼上的玻璃灯罩。一片漆黑中，在没有夜航灯光和通信保障的情况下，这架专机于零时32分强行起飞。

李德生赶到空军作战值班室后，将飞机飞行的方向和准确位置，向总理作了报告。总理与空军作战室的调度员讲话，总理问：“用无线电向256号飞机呼叫，他们能不能听到？”

调度员回答说：“能听到。”

总理说：“我要对潘景寅讲话，请给我接上。”

调度员说：“他开着机器，但不回答。”

总理说：“那就请你向256号飞机发出呼号，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

调度员报告总理：“他不回答。”

飞机先向西飞了一段，然后掉头转向往北飞。不久，眼看飞机越来越逼近边境线，李德生请示总理，要不要派飞机拦截？

总理说，吴法宪已经请示过，主席的意见是，“林彪还是我们党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由他去吧”。

总理解释说：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把他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待！就这样，256号专机于9月13日凌晨1时50分，飞出了国境线。接下来，总理反复询问256号专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时带了多少油，在山海关机场究竟有没有加油，根据飞机所携带的油量，究竟能飞多远的航程。

相关数据查实后，经过计算，结论是这架飞机肯定飞不到乌兰巴托。总理接着驱车前往中南海、向主席报告。随后，总理代表党中央下令，陆军部队进驻所有军用和民用机场，全国禁空、任何飞机不得起飞。

同时，总理连夜召集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宣布林彪叛逃事件，主持研究应付各种情况的应急措施。

凌晨3时15分，昌平沙河机场报告：“起飞了一架直升机，正向张家口飞去。”

总理指示：“这架飞机，无论如何不能让它飞出去，要它迫降！不迫降就打掉！绝不能让它飞走！”

为何全国禁空，沙河机场还让飞机上天？机场的报告说：“周宇驰出示了林副主席的手令，调度室就让直升机起飞了。”在这架直升机上，接下来发生了下面惊心动魄的生死一幕。

当驾驶员陈修文意识到周宇驰、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处长，林立果“秘书”）、李伟信（林立果的“生活秘书”）要叛逃后，就要往回飞，但周宇驰懂飞行，用枪逼他继续北飞。

陈修文沉着机智地与他们周旋，将罗盘反调180度，使飞机返回了北京怀柔县境内。在飞机即将着陆时，被周宇驰发现。飞机着陆的刹那，陈修文扑向周宇驰，要同其搏斗，但被周宇驰开枪杀害。

周宇驰及于新野、李伟信在飞机迫降后，见大势已去商定集体自杀。周、于二人对准自己太阳穴开枪，李伟信朝天开枪。李随后被包围来的解放军和民兵抓捕。

9月13日上午，总理召集军委和总参有关领导开会，分析林彪外逃可能出现的军事动向，研究内防政变、外防侵略的兵力部署。

9月14日上午，外交部专门研究外交对策，并作出四种估计：

（一）由林彪出面公开发表叛国声明；

（二）由林彪或其他人通过外国广播或报纸发表谈话；

（三）林彪及其追随者暂不露面，也不直接发表谈话，由外国通讯社客观报道林彪已到达某国某地；

（四）暂不发表消息，以观国内动态。

9月14日上午8时30分，蒙古外交部副部长紧急约见中国驻蒙古大使，通报说13日凌晨2时左右，在蒙古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10公里处，有一架中国的喷气式飞机失事。飞机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乘员9人，包括1名妇女，全部遇难。蒙古外交部就中国军用飞机深入蒙古领土提出口头抗议，希望中国作出正式解释。

中午12时20分，中国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接到蒙古使馆针对此事的加急电报后，立即送给了总理，总理马上报告给了主席。失事飞机确认为林彪的专机后，中共中央于9月18日、发出了第一份通报林彪叛逃的文件：“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

林彪专机失事的原因，1972年、中国空军专家组根据现场照片，给出的结论是“油料不够”。而蒙古专家和苏联专家得出的结论是：导致这架飞机坠毁的直接原因是机内发生了争斗，一方想去苏联，另一方想返回中国。在机上发现的八支枪中，有一支已经上膛。

机上是否真正发生与枪击有关的暴力行动，不得而知。不过，在日本共同社得到的另一份蒙苏联合调查报告中，说在林彪尸体上没有发现弹孔。失事飞机上的九人分别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林彪座车司机杨振刚，机长潘景寅，主管机械师李平，特设机械师邰起良，机械师张延奎。

1980年11月15日，邓在接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谈到“九一三”事件时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的党和国家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搏斗，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

1982年，空军党委对飞行员潘景寅作出结论《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内容如下：潘景寅同志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在蒙古温都尔汗随飞机坠毁死亡，特向各位亲属表示亲切的慰问。望化悲痛为力量，为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而努力奋斗。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证明书中“随飞机坠毁死亡”一句是死难者定性的核心。也就是说，机组四人的死、性质属正常死亡，既不能像林彪等人那样属于叛徒，也没有按正常飞行事故中以身殉职那样被定为烈士。

潘景寅受党教育多年，曾给包括毛泽东、宋庆龄在内的几乎所有中央首长飞过专机。1967年7月，主席最后一次坐飞机，就是潘驾驶的。所以，很多人相信，潘景寅在飞机上选择了自杀殉职，用同归于尽的方式中止了林彪的出逃，避免了可能给国家带来的巨大灾难。

真相是不是这样呢？尽管没有人能说清，但至少一点是肯定的，潘景寅作为一个极富飞行经验的飞行员，如果愿意和林彪一伙儿配合，飞机应不至于机毁人亡。这是无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