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8月14日至9月12日，毛主席离开北京开始了南巡。毛主席先后在武汉、长沙、上海等地停留，每到一地便同各个地方的党政军要员讲话，如华国锋、韦国清、韩先楚等人。

其中，毛主席在前往上海时，为了见许世友，专程等了近15个小时，可见许世友在毛主席心中的重要地位。

当时，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许世友为了躲避混乱，便以检查战备为名离开了南京军区，躲进了皖西六安县偏僻山区的第126野战医院。即便如此，许世友也还是受到了冲击，野战医院几次受到冲击。

此前，毛主席便交代过张春桥说：“你去找许世友谈一谈，把南京军区的部队稳住，不要跟武汉一样，跟群众组织搅和在一起，闹出事情来也不好收拾。”

然而，张春桥却没有传达毛主席的话，反而站在许世友的对立面，鼓动给他戴上各种帽子。1967年，许世友在南京的住宅受到了冲击，幸运的是，早有预感的许世友提前离开得以幸免于难。

在这一情况下，许世友让妻子找到杨成武，托杨成武将自己写的信交给毛主席。毛主席收到许世友的信后，立即问道：“许世友现在在哪里？”

杨成武实话实说道：“在皖西六安的深山里。”

“他在那干什么？”

“他的日子也不好过，每天都有人闹。”

“现在把他接到上海来。”

“好，马上去办。”

杨成武正打算去找飞机接许世友时，毛主席又吩咐道：“叫张春桥去。你准备两架飞机，让他先坐大飞机到合肥，再乘直升机去六安。你打电话的时候一定要跟许世友说清楚，是杨成武派直升机来接，否则他会开枪。”

根据毛主席的安排，张春桥很快便来到许世友所在的地方。虽然张春桥是奉毛主席之命来的，但在当时的背景下，许世友对此并不能完全相信。

为此，他还瞅准一个机会，找到一个可靠的同志交代了两件事：“我对毛主席自然忠心耿耿，绝无二心。但这个‘四只眼’，我不放心。万一我半路上被杀，你们记得帮我办两件事，一件就是我死后，帮忙照顾我的几个孩子，上学，当兵都可以。第二件事就是如果十天里没有我的消息，请派人去上海收尸，然后运回我老家新县埋了。千万别送火葬场。”

说罢，没听到对方的答应，许世友便匆匆离开坐上了来接他的飞机。

很快，许世友便来到了上海，一见到毛主席，许世友便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给毛主席磕了个头，紧接着便放声大哭。

毛主席关心地问道：“许世友同志，你还好吗？”

许世友既委屈又愤怒地说道：“这是什么世道啊，主席，你该管管了……”

毛主席听后，沉思片刻，说道：“世友，我相信你。南京军区党委还是可以信任的，你是南京军区的司令员。不许冲击你，这是我的意见，我派人给他们打电话。你回去以后就这样传达我的意思，你看能行不？”

跟毛主席谈话结束后，许世友高兴地从客厅走了出来，紧紧握着杨成武的手，对他感谢道：“杨成武同志，我要打只豹子送给你。”

许世友回到南京军区后，南京军区的领导班子随即出现了一些调整和变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原来，在南京军区处于混乱之际，许世友离开了南京，先后在大别山、北京、上海等地生活。虽然司令员走了，但军区还得运转。于是，军区副司令员王必成、林维先、副政委鲍先志等主持了一段时间的工作。

期间，不乏有人继续冲击南京军区的领导机关，许世友得知后，愤怒下令要求军区调动部队，向激进的人动手。

但是，王必成等人考虑到当前形势已经十分复杂，动手只会让混乱的形势雪上加霜。于是，他们并没有执行这一命令。许世友则认为这些人已经不听令自己了。

此外，许世友养病期间，还听说了王必成等人接待冲击自己的代表，并在同意搞“四大”的意见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这些事情引起了许世友的强烈不满，面对军区的妥协，许世友认为他们是在打算联合起来搞自己。

后来，当有一批需要司令员签字的材料送至许世友眼前时，他气得破口大骂道：“这是要乱军，自毁长城，告诉他们，这些东西全都不准发布。”

实际上，在那个时局之中，王必成等人也很不容易，他们的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司令员不在，军区更要保持稳定。因此，在意见书上签字也是情有可原的。加之上级政策也不明朗，谁都不清楚这些事情背后的人是谁，势力有多大。因此，王必成等人也只能根据当下判断，硬着头皮继续做了。

对于王必成等人的考量，许世友并不理解，他没有想那么多，他只认为王必成、林维先和鲍先志反对自己，甚至还给他们冠上了“夺权”的名号。

随着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介入，在经过一系列调整之后，许世友也回到了南京军区。但王必成、林维先和鲍先志的处境就不太好了。

不过，毛主席是知道这三个人的，他们还是可以信任的，于是，根据毛主席的安排，王必成等三人来到了北京总参第一招待所，并在这里待了一年多时间。

1969年，王必成调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林维先调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鲍先志则调到济南军区担任副政委。

1971年，毛主席南巡途中见到许世友，跟他交谈时，仍然不忘王必成等人，对他说道：“你要打倒的三个人都是好人。”

然而，许世友听后并没有像以前一样坚定支持毛主席，他依旧没有解开心结。

毛主席见状，叹了口气，说道：“你对我的感情也没有过去深了，你不听我的话了。”

许世友努了努嘴想说些什么，但一时间也不知道从何说起。

其实，许世友跟王必成等三人的关系都很不错，尤其是王必成，两人既是老乡，还曾长期共事。但种种误会，还是让两位老战友渐行渐远。直到晚年才终于解开心结。

许世友之所以对王必成如此生气，其中原因从他与友人的交谈中便可窥见一斑。许世友曾说：“我跟王必成是老乡，当年，我带着他一起参加了黄麻起义。我们这么亲密，别人反对我我不在乎，但他不应该。”

1982年，王必成申请去南京养病，期间，他在过年时特意拜会了同样住在南京的许世友。

见面后，王必成回忆起两人一起在战场上杀敌的往事，不禁哽咽落泪。许世友见状也放下心中芥蒂，展开了交流。

但这次见面仍然没能彻底解决误会。

1984年召开的中顾委华南组会议上，许世友再次不点名批评了王必成等三人。他在大会上公开表示：“我们的老同志里，也有犯过错的人。例如原先在南京军区的三位老红军，他们直到今天都没有表个态。”

大家对许世友口中的三位老红军都心知肚明，但却不好发表意见。而在场的王必成听后，也忍不住生气，起身离开了会场。

同年6月，在中顾委华南组第二次会议上，经过多位同志共同努力，王必成和许世友终于坐在了一起，决定一起解决两人之间的矛盾。

王必成真诚地说道：“老队长，我们都已经70多岁了，快要去见马克思了。……当年你要我开枪，但中央的指示是不能开。后来，毛主席也专门告诉过你，他们三个是好人，你要高抬贵手。”

说到这里，王必成稍作停顿，叹了口气，又说起了往事：“各位同志，我今年对当年的事情做了一些说明，也提出了几点建议，但仅供参考。这些意见，我不会强加于人，要是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随时可以反驳。”

王必成说完这些，大家都静静地等待着许世友将军表态。这时，许世友站起身，说道：“王必成同志，你说得很好。”

话音刚落，许世友便率先走上前去，紧紧握住了王必成的手。两位老战友终于解开了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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