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5年的时候,我国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授衔仪式,为上千名将领乃至数十万官兵授予了军衔。军衔不仅是一种荣誉,更是对他们十多年戎马生涯所立赫赫功勋的认可。
更何况,这是新中国立国以来第一次授衔,更加具有特殊的意义。而按照常理,同样对开国有着不可磨灭贡献的毛主席也应该颁授军衔,还应该是最高那一级。
但是,毛主席不仅自己拒绝了领受“大元帅”的军衔,还带动一大堆领导干部放弃授衔,这里面的故事读来也很有意思。
人民军队的坎坷军衔路
其实,我们的人民军队并非是在1955才第一次有军衔制度,更早的时候军衔就已经被应用到了革命军队中。
抗战爆发以后,国共双方开展了第二次合作,我们的工农红军就此改编加入国民革命军的序列,正式形成了八路军和新四军两支队伍。也是在此时,组织上开始重视起了军衔的问题。
倒不是说仗还没打赢就要分座次,而是没有军衔制度会带来很多问题。
就比方说,多支队伍协同作战,上级没有明确指定最高指挥官,那部队的行动听谁的?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部队一定要极力避免“令出多门”,为此分高低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于是在1939年的5月30日,八路军总部发布训令,规定在全军范围内实行军衔制,给军官授予相应的军衔,于是像贺龙、萧克、叶挺等人就都被授予中将军衔。
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军衔并没有在全军范围内实行,而仅仅是在蒋管区有所普及。
另外,一些特殊身份的人员反而拿到了八路军的军衔,比如一个来自德国的国际共运女战士王安娜,她本人也是中共党员的妻子,而为了方便其工作,周总理亲自为其授予少校军衔。
此后的时间,我军评军衔的机会并不多,而下一次进行此项工作就要到抗战末尾了。
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后,为协调两军之间的行动,毛主席专门给彭真、陈云和叶季壮授予中将军衔,另外又给伍修权评了少将军衔,给段子俊和莫春和评了上校军衔。只不过,此次授衔是一种临时安排,属于因事而设。
抗战胜利以后,国共双方首先就和平建国进行了谈判,这其中就包括改编军队。
于是在1946年的年初,中央决定在我军实行正规的军衔制度,军长、军政委为上将;副军长、副军政委以及参谋长为中将,以此类推下去。
但随着内战的爆发,这件事最终还是不了了之。等到淮海战役的时候,军衔制度才再次被提及,不过那时也只是提了一下而已。
一直到建国后,中央军委终于有了这方面的打算,罗荣桓在军委会议上就表示:“总干部管理部准备进行军衔、奖励的准备工作。”
不久后,朱老总也在干部会议上表示:“要建立军衔制度,尽量争取在第二年的服装上把军阶标出来。”但正如此前一样,这项工作又被影响了,这次是因为朝鲜战争。
只是朝鲜战争开打的同时,国家也还是在筹备这件事,最终在参考苏联军衔制度的情况下,有关部门于1952年11月拿出了初版方案,其规定我军的军衔将划分为六等二十级。
1953年,中央军委又综合考虑了朝鲜军衔制度,拿出了第二套方案,这次将军衔分为六等二十一级。但对这两套方案,大家还是不甚满意,于是又在1955年决定采取世界通用的军衔制度,将军衔分为六等十九级。
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是1952版,还是1953版,又或是1955版,都是包含了“大元帅”这个级别的。
军衔制度虽然定好了,至于谁该是什么衔,还需要进行细致的评定,这不是某个人就能决定的事情,而是要组织统一协调安排。
为此,中央成立了军衔实施委员会,由聂荣臻担任主任,黄克诚和萧华担任他的副手,他们的任务就是妥善处理评衔事宜。
当然,中央军委也不会完全脱离这个工作,彭德怀、贺龙、徐向前、罗荣桓等一众老将都曾就此进行过多次会上讨论。
至于讨论的结果,会议决定一共设立大元帅一人、元帅十三人、大将十四人。当然,这只是初步的想法,并不代表最终的结果。
而就元帅军衔的人选,大家的一致意见是:授予现任军委主席和军委委员元帅军衔。
按照这个意见,再结合此前定下的元帅军衔分为大元帅和元帅来看,那毛主席必然是大元帅了。
然而,当这个意见被报告给毛主席后,他老人家反应很干脆:“我不当那个大元帅!”
授衔背后的谦让故事
军衔安排出来了,毛主席理应是大元帅,但他老人家却拒绝了。
毛主席表态后,大家议论纷纷,都觉得以毛主席的功劳和威望,非是大元帅不可,就连民主人士也纷纷发言支持。当时,一个民主派老人就对刘少奇同志说:“我们人大做了决定,他有什么办法呢?”
刘少奇笑着回答:“人大是可以做决定,但他是国家主席,委任状必须要他签字才有效。”
老人们还在据理力争,他们说:“只要人大决定了,他就必须签字!”
刘少奇只好表示:“我看还是先不要做决定,大家一起去说服毛主席。”
不久后,中央书记处举行会议的时候,这件事就被拿到会议桌上来说了,众人纷纷劝毛主席接受大元帅军衔。
毛主席的态度很坚定,他说:“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你们想啊,让我穿着那件制服到群众中去,既不舒服也不方便。”
关于各级军服,这些早在1954年的秋天就准备妥当了,其中就包括了那件大元帅服。
而毛主席也和大家去参观过新式制服,只是在看到大元帅服后,他老人家笑呵呵地说:“大元帅?你靠边站吧!”
可见,毛主席不想当大元帅,那是发自内心的,他本人并不在乎这么一个名头。
要说起来,岂止是毛主席,还有相当一批领导干部愿意放弃评衔。
你比方说按照中央军委和评衔委员会的意见,中央军委委员都应该评为元帅,那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也应该是元帅,李先念、谭震林、张鼎丞、邓子恢则应该是大将。
但在会场上,当毛主席对刘少奇说“你在部队搞过,也应该评元帅”时,刘少奇同志回答说:“我现在不在军队工作了,就不要评了。”
紧接着,毛主席又问周恩来和邓小平两位:“你们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评啊?”
周总理回答:“不要评了”,而邓公则笑着说:“当什么元帅呦,早就不带兵了。”
至于李先念等同志,也相继表示不参与大将评衔。看到众人的态度,毛主席点着头说:“依我看,现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
由此,毛主席也算是为评衔工作定下了一个基调,即从军队转行政的干部都不参与评衔,于是不光是中央军委成员,还有相当一批干部都放弃了评衔的机会,诸如陈云、耿飚等等。
当然,也有一些干部已经转了行政岗位,但依旧参与了评衔,最典型的就是贺龙元帅。只是对于贺龙元帅这种革命军队创始人级别的功臣,组织上是无论如何不能免了他的。
除此以外,在毛主席等人的影响下,还有部分干部虽然继续参与评衔,但认为给自己的军衔定高了,纷纷主动要求降低。
比如说罗荣桓,他当时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说:“我参加革命的时间短,对革命的贡献也小,给我授元帅当之有愧,恳请不要给我元帅军衔......”
叶剑英也打了报告,他请求“最多把我摆在大将的军衔上”。
还有许光达,他在得知自己的军衔是大将后,连夜打报告给毛主席,要求把自己降为上将。
但在毛主席这里,虽然他确实提倡多做贡献少要求,却决然不肯真的就给这些将领降级。
毕竟毛主席他们自愿放弃评衔,一定意义上就是为了给评衔工作减少麻烦,但要是都按各人的意愿来,那非得乱套不可。因而,对于大部分的请求降衔报告,毛主席都没有批准。
为数不多降级成功的例子是宋任穷和徐立清。其中,宋任穷是自己再三要求降低军衔,而徐立清则是借职务之便将自己的名字从上将挪到了中将,这些都是老将军们高风亮节的体现,而不是他们不具备评更高军衔的资格。
圆满收官的大授衔
时至1955年的9月15日,在经过反复的斟酌后,最终的名单终于出炉了。
于是在9月27日的下午两点半,中南海紫光阁举行了第一场授衔典礼,包括粟裕等人在内的301名将官都在这里接受了组织授予他们的军衔。
而等到下午四点半,中南海怀仁堂将举行下一场授衔仪式,这次就是为元帅授衔了。
典礼开始前,陈毅还打趣贺龙说:“你想没想过今天能当元帅啊?”
贺老总思索片刻,回答说:“别说当元帅,我连当年打的是第一枪都没想过,只是想打好那一枪。”
在一片热闹的气氛中,聂荣臻元帅却想到了一件让人难过的事情,他感慨地说:“要是叶挺还健在多好啊。”
众人听了之后都纷纷回应:“要是叶挺还在,你们新四军就要出两个元帅了。”
等到下午五点,授衔仪式正式举行,当时负责宣读工作的是彭真,而毛主席负责将委任状连同三枚勋章一并授予众人。
需要说明的是,当天仪式上的元帅其实是不全的,因为林彪和刘伯承都在青岛养病,而叶剑英在大连组织登陆演习,他们都没能到现场,因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三位元帅的标准照都是后来补拍的。
另外,大家也不要以为当年参加授衔的所有将领都是在北京接受的任命,这么多人一起授衔,仅仅北京是忙不过来的,各军区才是授衔活动的主要承办方。
在北京的授衔活动结束后,正是由新评定的十大元帅们负责到各个军区为军官们授衔。当然,并不是所有元帅都去了,也并非去的都是元帅。
彼时,北京军区的授衔工作由聂荣臻元帅主持;南京军区是刘伯承元帅;沈阳军区是叶剑英元帅;贺龙元帅是最忙的,他一个人去了成都和兰州两个军区;武汉军区的负责人则是李先念同志;另外诸如海空军、公安、防空、工程、铁道等单位是黄克诚大将负责的。
不光是国内,海外当时也举行了授衔仪式,因为有一批将领当时在苏联学习而不能回国,所以组织上就派聂帅到苏联为他们授勋,只是那时时间已经来到了1956年的2月13日。
到这里,授衔工作也就结束了,而对于面貌一新的开国将帅队伍,其实还有很多感慨在里面。如果细看将帅名单你就会发现,当年的授衔中有很多特别之处。
当年的授衔诞生了以刘伯承元帅为代表的十二位伤残将帅、以粟裕大将为代表的三十七位少数民族将领、以陈明仁为代表的十五位起义将领和以叶飞上将为代表的多位华侨将领。
另外,还有我军第一位女将军——少将李贞以及唯一的外籍将领——越南人洪水少将。
总之,1955年的评衔工作堪称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奇景,因为它所体现出来的不是一个新政权划分各自利益的分功行为,而是一个新生的、进步的、现代的人民政权独有的团结、谦虚、包容、和谐的精神风貌。
结语
在毛主席的谦让之下,不仅新中国的大元帅军衔成为一个虚衔,那件大元帅服也被束之高阁。紧接着,刘少奇、周总理等一众领导干部也纷纷放弃了属于自己的荣誉。
领导人集体的行为无疑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表率作用,让1955年的大授衔除了评定军衔以外,多了不少人文精神的色彩。
事实上,这一精神力量最终融入了我们新中国的文化血脉中,在漫长的历史上一直影响着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