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中南海怀仁堂内一片喜气洋洋。新中国建国以来首次授衔仪式展开，千余位将军来到此地，接受军衔授予。

这千余位开国将帅，无不是战功卓著，彪炳千秋之人。但军衔评定总有个高低不同，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在军衔评定的过程中，既有辞授军衔之举，也有人认定军衔低了，打小报告的行为。更有甚者，还因为军衔评定过低，而十分不满，大发牢骚。

但时任东北公安副司令的谭友林将军却一点也不为军衔过低而在意。但作为战友的五位上将却主动为其出头找到评选委员之一的罗荣桓元帅，表示对谭友林授衔结果的不满意。

罗帅事后更是亲自登门拜访，向谭友林道歉称：我们做的不够周全。

谭友林究竟有何能力将让众将为其出头？授衔少将的他究竟是否军衔过低？

点个关注，一起走进谭友林少将的人生。

少年英豪

谭友林，湖北江陵人，出生于1916年。谭友林出身农家，父亲很早便离开人世，只剩下他与母亲相依为命。在谭友林幼时，作为寡妇的母亲带着他这个幼小的孩子，吃尽了生活的苦头。本就备受压榨的农家，又失去了家中最重要的劳动力。谭家母子二人的日子，可以说是十分艰难。

而正是这段艰难的日子，给了谭友林很大的启发。他深刻的感受到了农民遭受到的压迫与不公平待遇，对于反抗封建势力有了一定的想法。

恰好彼时，我党在湖南湖北等地组织发展的较为壮大。在湖北当地的共产主义的理念十分流行，大家都在积极接触这个新兴的、为农民着想的社会思潮。谭友林也被这样的思想所影响，开始主动接触我党外部组织。

14岁时，谭友林在身边先进人士的介绍下，成为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一员。在加入到共青团后，谭友林展现出了过人的勤奋与努力。在共青团中，不乏比谭友林更早接触共产主义理论的青少年，但谭友林依然远胜常人，是其中最为出色的几人之一。

因为在共青团中表现的十分亮眼，同年谭友林被特批入党。就这样，这位年仅14岁的孩子，成为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

虽说谭友林年纪尚小，是个半大孩子。但他的革命理念却十分坚定，对共产主义的尊崇远胜常人。为了将这个半大孩子，培养为合格的共产主义战士。当地的我党组织将他推荐至洪湖军校，在这里进行军事理论学习。

在短短的军校生涯里，谭友林未有丝毫懈怠，总是以最饱满的精神状态进行学习。军校毕业之后，谭友林开始在红军队伍之中担任警卫员、宣传员等职务。但刚成为红军成员不久的谭友林，便遭遇劫难，差点殒命当场。

原来，在彼时的1932年，我党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左倾路线错误。在党内高层左倾领导的指示之下，毛主席等人被排挤。各地区响应中央号召，对“改组派”展开大规模肃反运动。在此次运动之中，不乏有人趁机捣乱。有不少心怀不轨之人，通过诬告他人为“改组派”，而借刀杀人，达成自己的卑劣目的。

谭友林在此次事件中，被人诬陷为“改组派”，将要被抓走枪毙。只有14岁的谭友林根本不知该如何解释，吓得哇哇大哭。幸好这时贺老总站了出来，对众人说道：“一个洪湖边的半大孩子，怎么可能是什么‘改组派’！”最终在贺老总的力保之下，谭友林被保住性命。在这场无妄之灾中，谭友林与贺老总结下不解之缘。在贺老总的指导下，此后的谭震林更加积极投身到革命事业之中。

1935年，19岁的谭友林因为作战勇猛，功勋卓越，晋升为团政委。因为政工干部的稀缺，数月之后，谭友林又再次被拔擢为红5师政委。此时，还不满的20岁的谭友林便已经成为了红军的师级干部。可以说彼时的谭友林已经是红军中数得着的高层干部了，以他这时的资历，日后必定前途无量。

抗战建功

谭友林少年得志，不大20岁便成为红军高级干部。这样深厚履历的他在抗日战场又有哪些成就呢？

在谭友林成为红5师政委之时，正是我军被迫长征时期。作为红二军团的一部，红5师担负着为二军团披荆斩棘，开路争先的重任。作为师政委的谭友林更是当仁不让，主动成为红五师的“先锋部队”一员。

在“过草地”过程之中，作为开路先锋的谭友林，因为身体操劳过度、感染风寒，身体出现了极大问题。他持续性的发高烧，不管怎样都无法退烧。在行军过程中造成的右臂伤口也受到细菌感染。因此，谭友林整日陷入到高烧昏迷之中，难以行军。

为了将这位“娃娃政委”活着带出草地，部队战士们只能将他与仅剩不多的马匹绑到一起，让他以这样的方式跟随部队行军。

然而谭友林的身体状况愈发糟糕，如再不医治恐怕性命堪忧。贺老总得知此事之后，心中十分焦急。他找到部队中的名医杨云阶，命令他必须救活谭友林。杨云阶拼尽全力，配制出独家草药，最终将谭友林救了下来。

在红军会师陕北之后，贺老总依旧不放心谭友林。谭友林彼时接到中央电报，要求他前往红军大学进行进修。贺老总亲自给中央写信，希望中央能够在谭学习过程中，为他受伤的手臂做场手术。最终，经过党组织安排，谭友林在西安的医院，将自己右臂伤口里的两枚子弹取出。

1938年秋季，谭友林在武汉汇报工作。在这里，他遇到了新四军留守处处长彭雪枫。彭雪枫刚刚奉命组建新四军游击支队，正需要人才。彭雪枫久闻谭友林的大名，但一直没有机会单独相见，这一次遇到自然不会放过他。谭友林对彭雪枫也十分仰慕，答应加入到游击支队当中。

游击支队由彭雪枫担任司令员兼政委，张震任参谋长，谭友林则担任政治部副主任。彼时，部队刚刚成立，只有一个空架子，人员十分紧缺。而要如何扩充队伍，将游击支队彻底拉起来的难题落到了政治部副主任谭友林的头上。

彼时河南地区处于混战之中，国民党、日伪军队、我党部队交错排列。想要在这样的情况下扩充队伍，难度可想而知。但谭友林没有丝毫怨气，开始主动接触当地的“土匪武装”李寿山部队。

李寿山部队是旧时代军阀残部改组而来，虽然有着一定的军事基础，但部队的纪律性很差。为了将这只部队争取过来，谭友林只带了数位警卫员前往商谈。在谭友林的规劝与宣传之下，最终李寿山部队大部分人都归降了我军。

此后在收编汉奸武装张振福部队的过程中，谭友林将自身的智勇发挥的淋漓尽致。张振福部队本是土匪出身，在日军进占河南之后，迅速向日军投降，成为欺压百姓的伪军。这支部队中也存在一些意图抗日救亡的爱国青年，但碍于长官威势只能跟随长官为虎作伥。

谭友林亲自邀请张振福会谈合作事项，为其准备了一场‘鸿门宴’。等到张振福率领数百部队赶到，谭友林立即下令开枪。在这支汉奸武装还没反应过来时，新四军支队就已经对其展开凶猛进攻。

仅仅半小时，张振福部队意图反抗的反动人员全部肃清，新四军顺利接收张振福部队枪械及剩余人员。

在谭友林的不断努力之下，各种抗日武装力量纷纷加入我军。游击支队这支本来不到400人的支队最终壮大到1000多人。

彭雪枫与谭友林搭档的日子十分舒心，二人工作开展起来也是十分顺利。游击支队的其他领导也对这个年轻的政治部副主任十分满意。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谭友林也到了离开时刻。

1940年冬，年仅24岁的谭友林作为代表被派往延安，准备参加中共七大会议。

但不曾想这一去便再难与昔日的战友相见。

高开低走

谭友林早早便担任红军师级干部，与彭雪枫搭档过程中建功无数，为何最终却仅授衔少将。

谭友林离开新四军，前往革命圣地延安。但这次延安之旅，却对他此后的军衔评定造成不小影响。

谭友林此次前往延安，主要是为参与中共七大会议。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最后一次也是最为重大的一次会议。中共七大的规模空前，与会代表人数是历届最多。但同时，此次大会也是持续时间最长，发生多次延期的一次会议。

谭友林本打算会议结束后，便立即回到一线作战部队。但因为七大多次延期，最终在延安迟滞五年之久。在这五年之中，谭友林错失了许多重大的作战立功机会。实际上，这对他此后的军衔评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在谭友林离开新四军支队后，接任其职务的饶子健最终授衔中将。而谭友林作为“前任”，却授衔少将，足可见这段平凡时光一定程度上造成的巨大影响。

此外，谭友林此后在军事领域上战绩平平也是授衔较低的一大因素。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谭友林与在延安结识的妻子一同北上出关，跟随林彪“虎入山林”。

但在东野辽沈、平津作战的过程之中，谭友林都表现平平。相较于其他在这些重要战役中十分亮眼的将领来看，谭友林着实黯淡不少。在这些战局之中，谭友林多担任旅政委、师政委等职务。

看似与多年前职务相当，但实际上职权却早已不及往日。过去的红军人数稀少，加起来也就小几十万人。可彼时的我党兵马充足，光是东野便有百万之众。旅级别、师级别只能算是中层干部了。

渡江战役开始前，谭友林终于等来升迁，就任四野39军副军长。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谭友林自告奋勇，向上级请示走上战争前线。39军作为入朝作战的第一批军队中的主力，急速奔赴朝鲜战场。

朝鲜战场之上，谭友林发挥出色，在云山战役之中，将敌精锐王牌美骑1师击溃，获得了战役胜利。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他又是凭借朝鲜战场的功绩，获得了朝鲜政权授予的一级自由独立勋章 。

虽然谭友林表现十分出色，但与他搭档的39军军长吴信泉表现更加非凡。朝鲜战场之上的五次战役，吴信泉连续创造“四个第一”，将39军的威名彻底打响。在吴信泉的光芒之下，谭友林的功绩难免被掩盖。

1955年，我党举行新中国首次授衔仪式，千余名将领参与到了这次授衔活动之中。由于人数实在众多，每一位将领都要综合人生履历和战斗功绩做出评定。因此，最终的授衔结果也没能让所有人满意。

谭友林在此次授衔仪式中，被授予少将军衔。这让数位曾与他一同共事的领导与同事十分不服气，大家都对谭友林评衔过低感到不满。在王震、萧克等数位上将的带头之下，为谭友林不平的将军们找到罗荣桓元帅。

彼时，罗帅主要负责少将、中将级别的军衔评定，每日忙的焦头烂额。结果数位上将亲自来为谭友林说情，联名希望更改其军衔为中将。罗帅此前也遇到不少前来“讨衔”的将领，但这些人多是亲自前来，发泄自己对评衔的不满。

但像谭友林这样，数位领导上将亲自为其保举的行为，还未曾有过。罗帅不得不再次核对谭友林履历，对他做更为细致的调查。结果罗帅发现，谭友林竟在红军时期就已经是师级别干部。

在1955年的授衔中，红军时期的师级别干部普遍授衔中将，甚至有出色者授予上将、大将。很明显谭友林的军衔评定确实有些低了，但已经做下的决定，也不能轻易更改。

为此，罗帅亲自找到谭友林，向他道歉道：“友林同志，我向你道歉。我们的军衔评定工作确实存在问题。你的军衔评定确实低了！”

谭友林却一脸云淡风轻，认为少将军衔已经很合适了。谭友林常说：“能够为新中国建设发展出力，我就已经很满足了。与牺牲的战友相比，自己能够被授予少将军衔已经是莫大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