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定中国文化中认知因素极为缺乏，从根本上说，归因于儒家文化的泛道德主义倾向和中国文化采取的“崇古”价值取向，而这必须依靠西方实证论哲学的输入来补救。

到台北，一定要去看殷海光的故居。

大安区温州街十八巷曾是日据时代台北帝国大学的教授宿舍群。那里，有几个平房宅院，绿荫怡人，一派静谧。据记载，这几幢经过改造后的日式单门独院的平房，是当年台湾大学利用校警宿舍拆除后留下的建材构建的。

沿门摸索了好一阵才找到。巷弄顶头的院落大致为三角形，十六弄九号的院墙上，一块金属牌上刻着“殷海光故居”。1956年，殷海光入住这处宿舍，直到1969年过世。闲暇时他自行凿挖沟渠，将废土堆砌成这小小的假山，分别命名为“愚公河”“孤凤山”。今天郁郁葱葱。

昔日的主人是一位超绝世俗的读书人。日式的房子，进门要脱鞋。殷海光的皮鞋就永远不系鞋带，说是“这样省事”。殷海光过世后的30多年中，这处宅院在后续进驻者的保护下，保存完整。走进它，真恍如隔世。

2003年，一位“立委”推动将殷海光故居指定为古迹，经台大整修，每年12月6日，殷海光诞辰的次日，台大青橙社的学生就会走进这所房子，回顾其人其事。

曾几何时，1966年，当局教育部门要求殷海光离开台大，他拒绝接受，形成学校排有殷海光的课、他却不能上课的局面。来年，他终于还是离开了学校，并在两年后去世。如今，他安息于台北南港“自由墓园”。来缅怀的人不多，来的多是读过他的书。逝者如斯，令人低回不已。

一

他是傲骨嶙峋的批评家，又是思想敏锐的学问家

殷海光原名殷福生，1919年12月5日出生在湖北黄冈回龙山镇殷家楼村。13岁那年，他由其伯父、辛亥革命志士殷子衡带到武昌，入武昌中学念书。16岁那年，他曾在名气很大的《东方》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17岁念高中二年级时，就在正中书局出版了一部长达40万字的译著《逻辑基本》。

1938年秋，在哲学家金岳霖的帮助下，殷海光考入西南联大哲学系，四年之后，又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成为金岳霖的入室弟子，专攻西方哲学。金岳霖主张学生要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和见解，也要勇于发表意见，不要人云亦云。金岳霖的教诲对殷海光影响很大，甚至铸造成他的性格和思想生命。

1946年秋，他被同乡陶希圣拉入国民党阵营，先后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中央日报》任职。殷海光并未因身在“朝廷”而忘却自己的本性，1948年11月4日，他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赶快收拾人心》的社论，猛烈抨击豪门贵族和国民党的内外政策，受到蒋介石的怒斥，险些丢了差事。

1949年3月，殷海光随《中央日报》到了台湾，仍任该报主笔，同时兼任《民族报》总主笔。同年5月12日，殷海光又因在《中央日报》上发表社论《设防的基础在人心》，称跟随老蒋逃台的军政人员为“政治垃圾”，又一次触怒了蒋，受到围攻、批判，终于被迫离开《中央日报》，去了台大哲学系任教。

自此，殷海光脱离国民党阵营，转变成一名自由主义者。

在西南联大求学阶段，殷海光是一位保守的“右翼青年”，在学生时代就加入了国民党，而后来他在台湾，则不遗余力地抨击国民党的专制。蒋介石曾在国民党中常委会上说：“在大陆那一段，他反共是积极的，我曾经召见过他，对他期望甚大。”

1949年11月，他与胡适、雷震等人在台北创办影响巨大的综合性半月刊《自由中国》，任编委兼主笔。这个杂志的发行人虽为胡适、雷震，因胡适不在台湾，雷震以负责行政事务为主，真正的灵魂人物是殷海光。

到台湾后，他看到蒋氏父子仍用以前在大陆的一套办法统治台湾人民，滥杀无辜，大搞白色恐怖，心中无比愤恨。他以学者的身份，与当局进行对抗，奋力揭露台湾的黑暗政治，抨击蒋氏父子的恐怖统治和种种不法行为。1960年，蒋介石第二次“任期”届满，为了将来传位于子，他用尽各种卑鄙手段谋求“三连任”。殷海光对此十分愤慨，连连在报刊上撰文反对，揭露蒋氏父子在“三连任”上的种种行为。

在几十年的治学生涯中，殷海光一直以介绍西方的形式逻辑和科学方法论到中国为己任，撰写了《思想与方法》《论认知的独立》等著述。并且毕生热心于逻辑学的研究、教学和宣传。他认定中国文化中认知因素极为缺乏，从根本上说，归因于儒家文化的泛道德主义倾向和中国文化采取的“崇古”价值取向，而这必须依靠西方实证论哲学的输入来补救。

殷海光的批评以他的学问作基础，关注的是自由、民主、科学与社会正义，所钻研的是分析哲学与文化问题，他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将自己的学问活用于批评工作。他以专业“逻辑实证论”作为方法论的基础，笔锋犀利地对政治主张及时局进行批判，他的文章尖锐深刻，语言流畅简练，逻辑性强，论据有力。他撰写的政论文章，一直是港台政论家们的范文。

二

直挂云帆济沧海，我是“五四的儿子”

殷海光看到台湾岛上的知识分子大多处于麻木的“冬眠”状态，便利用开座谈会、写文章、出书等形式，大力宣传“五四”精神，对广大知识青年及人民大众进行思想启蒙，特别是对青年，鼓励他们勇敢地起来与专制、独裁的统治做斗争。实际上，他一面在台大教书，一面为推动台湾的“民主宪政”而竭尽全力，对国民党威权政治的批判态度未曾有过丝毫改变。

当时，殷海光被称作“台大最卖座的教授”，他承继“五四”初期宣扬的自由主义，强调要有说真话的道德勇气。殷海光一直自诩“五四后期人物”，不断地为“五四”的反传统而辩护，甚至认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传统“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李敖曾这样描述殷海光：“做这种反省的人数极少，但最成功的就是殷海光。”

同时，他又认为一个人应当以生命来坚持和落实自己的理想，他在给自己的学生的一封信中这样说：“书生处此乱世，实为不易，像我这样与众不同的人，生存当然更为困难，往后的岁月，可能苦难更多。自由和真理及正义的追求，是要付出代价的。”由于他对“五四”民主自由的浓厚情结，使他对宣扬“五四”精神非常重视。

《自由中国》杂志上，有关“五四”的社论，大都是殷海光所写的。由于他对“五四”的憧憬及倾向西化的主张，所以到《文星》时期爆发所谓“中西文化论战”之际，殷成为众矢之的。而他对时下批评他的文字一概不加理会。

在钱思亮任台大校长时，殷海光在种种压力之下被迫“离开”了台湾大学，他在《我被迫离开台湾大学的经过》一文中这样说：“十八年来，从中国大地逃到台湾岛上的自由知识分子被摧残得所剩无几了。我这样的一二人之被清洗，乃是‘事有毕至’的，问题只在等待机会。”

1966年12月1日，殷海光在给林毓生夫妇的信中无不悲伤地说：“你知道我在这个岛上是岛中之岛。‘五四’以来的自由知识分子，自胡适以降，像风卷残云似的，消失在天边。我从来没有看见中国的知识分子像这样苍白失血，目无神光。他们的亡失，他们的衰颓，和当年比较起来，前后判若两种人。”殷海光以其辛辣动人的文笔加上长江大河般的词锋，成为一般青年学子的偶像。他被誉为“‘五四’之后，除了胡适，台湾唯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

三

自由主义的领航者，恰恰是人格成就了他

坦白说，殷海光在学术专业领域，并没有太了不起的创新；但在人格上，殷海光终身信奉自由主义，且试图将自己活成心目中的自由主义者，并以此影响当时整个台湾的学术信仰和政治局势。

在殷海光一生中，于《自由中国》撰写政论的时光，是他一生最璀璨的岁月。平心论之，对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人而言，自由主义思想，在当时是被统治当局刻意打压，不鼓励接触的思潮。殷海光说过：“自由是许多人恐惧的乌云，也是另外许多人欣喜的朝阳。”为此他不断地阐扬自由主义思想:“我们对于反对自由主义的人，至少有义务要促起他们，知道自由主义，是怎样一回事。”

1947年的雷震，在南京家中

在1960年“雷震案”发生不久，为减轻其发行人雷震的所谓“罪嫌”，殷海光不顾个人安危，与友人共同发表了轰动一时的《〈自由中国〉言论撰稿人共同声明》，这篇由殷海光执笔的“声明”这样说：“我们是撰稿人，对于我们自己写的文字，我们从来没有打算规避自己应负的言论责任。”

一个读书人在暴风雨来临之际，其应有的铁肩道义以及铮铮风骨此时展现得淋漓尽致，让时人慨然系之。“雷震案”发生后，殷虽未遭到逮捕，但他却以大无畏精神发表公开信，强烈质疑当局逮捕雷震之非法，并声明言责自负，充分展现了知识分子应有的骨气。由此他也因为得罪当局，在台大遭到停职、给薪，但不能上课的痛苦。其后，他欲申请赴美亦不可行，生活陷入绝境，靠哈佛大学的经费支撑。

他写下了大量批评时政的激越文字，不断与国民党威权政治发生激烈的言论冲突。殷海光与雷震等人通过当时的公共论坛《自由中国》半月刊将民主政治理念阐释得准确到位，这对于日后台湾社会的政治转型真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殷海光晚年坚持民主与自由的一些峻急言论，“主要是在公共领域内所产生的政治意义”，同时也体现了他在追求这些理想时所秉持的在公共领域中的情怀与人格。

殷海光以台大学术殿堂为传道讲坛，在教育上以自身的学养，为日后台湾培养了一批笃信自由主义思想的生力军。在言论上，以《自由中国》为媒介，向广大的台湾知识青年，介绍自由主义思潮，即便在国民党铺天盖地的迫害压力下，亦不改初衷，永不放弃自己坚信不疑的自由主义信仰价值。

他培养的弟子有的成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反抗国民党暴政的风云人物，有的成为知名哲学家、作家、史学家，如李敖等。在他影响下，台湾也逐渐出现一群信奉自由主义的学子，柏杨等蜚声台湾的言论家无不受到殷海光的巨大影响。在那个苦闷的年代，那个孤绝的小岛，殷海光即使在风雨飘摇中，仍不断地挣扎、苦撑与坚持，使自由主义的婴啼并未就此绝声。

这一期间，殷海光对于现实政治极为不满，对台湾的前途更是悲观。尤其在“雷震案”之后，他判若两人，在公开场合下，常常独自不语，见到一些老友时，脸上也显得一片“冷漠”。殷海光晚年是孤独的，一头忧郁的白发，几多黯淡的心情。

胡适去世时，他也未去吊唁。殷海光虽与老友们有意疏远，却益发受到了学生们的爱戴。在台大每次演讲时，总是挤满了听众，学生们之所以喜欢他，是因为“他不但有学问，而且有自己的思想，同时待人又非常热诚坦白”。

直到临终前，他仍坚信：“一方面我跟反理性主义、蒙昧主义、褊狭思想、独断教条作毫无保留的斗争。另一方面，我肯定理性、自由、民主、仁爱的积极价值，我坚信，这是人类生存的永久价值。”这不仅是殷海光临终遗言，也是其一生奉行自由主义的最准确的注脚。

四

临去又徘徊，回归本原文化

老蒋曾不断声称要“反攻大陆”。殷海光通过缜密的分析，撰写文章，将蒋介石欺骗台湾人民的这一假把戏拆穿，并预言台湾终将与大陆和平统一。

有趣的是，殷海光本身的气质，既不民主，亦不宽容；甚至，在论战场上，还显得相当武断。然而，这种一元价值的思想特色，在当时台湾封闭的思想环境中，反而使其主张别具另类价值。

殷海光面对横逆考验而凝练出了高尚而务实的人生智慧。他目睹了20世纪60年代台湾那场沸反盈天的“中西文化论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则有所转变。他临终前，东海大学的徐复观去看望他，他对徐承认自己以前的某些说法不对。后来甚至在信中对徐复观这样说：“相识二十多年来，先生常为海光提到时厌恶的人物之一，但亦为海光心灵深处所激赏的人物之一。”牟润孙认为这是殷海光“服从真理的态度”。

殷海光一家

他的学生陈鼓应曾编过一本《春蚕吐丝 —— 殷海光最后的话语》，殷海光在病中遗言里这样说：“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希望能再活十五年，为中国文化尽力。”有人认为，殷海光在文化取向上的这一转变，主要是想“重新审视自由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谋求在两者之间做一些会通的工作”，这正如有朋友在给殷海光的一封信中所说：“如果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完全放弃了传统，他们即使高唱自由，这种自由是没有根基的。”

殷海光一生著述甚多，其中最具影响的是译著：哈耶克的《到奴役之路》以及德贝吾的《西方之末来》，著作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下两册，《政治与社会》上下两册，《殷海光全集》十八册等。

由于殷海光长期在台湾反极权、反暴政，蒋氏父子对他恨之入骨，并动用党政军特对他进行残酷的迫害，仅在报刊上的批判、围剿，就搞了五年之久。1967年，哈佛大学邀殷海光前往研究中国近代思想，未获台湾当局的许可。1969年9月16日，殷海光因胃癌晚期医治无效，只活到五十岁，英年赍志以殁。

20世纪70年代初，雷震出狱后，自购墓地，除预留其夫妇二人的墓穴外，另有三座，就是专为安葬亡儿雷得成的骨灰，移葬早逝的《自由中国》社同仁殷海光、罗鸿诏而建。殷海光的墓碑由雷震亲笔题写。

移葬之时，殷海光的夫人夏君璐女士特意从美国致函雷震，嘱咐其墓碑一定要镌刻上“自由思想者”这几个字。雷震受此启发，遂将这块墓园命名为“自由墓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