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这个位置，就是改正错误的好机会。共产人应该能上能下，能大能小，因为他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计较个人的名誉和地位。”

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央连续召开9次会议。会议的核心主要是讨论华过去四年以来的执政情况。

既然是讨论这个问题，自然是离不开国民经济建设、思想路线和解放老干部这三个重要方面。

会议一开始，一众老干部对此展开了十分激烈的讨论，对华的批评也十分尖锐。

其实，自1976年华集三大核心职务于一身伊始，针对这三个重要方面，华也做了不少大量、有益的工作。

首先，在国民经济建设方面，由于十年特殊时期，国际局势仍旧十分严峻，特别是苏联在我国北方长期以来保持高压威胁的军事态势，加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制裁和封锁，我国经济发展举步维艰。

在1978年2月的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华发布了一份《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指出：“（十年特殊时期）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有极为严峻的外部形势，当时大规模的各种运动此起彼伏，也对正常的国民生产带来了不小破坏。

而反过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由于极不乐观的外部态势，这一时期的重工业和国防军事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而1966年到1978年，中国原油产量以每年递增18.6%的速度增长，1978年突破1亿吨，使中国由“贫油国”跃居世界第8产油大国，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5倍以上。

十年时间里，华北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大庆油田的扩建，刘家峡水电站投入使用，葛洲坝的开工，26个大型成套设备和技术纷纷上马，建成了北京石化总厂、上海石化总厂、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等几十个冶金、化肥、纺织大型企业。

可以说，这个时候的工业发展水平增长势头迅猛。

但与此同时，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年平均工资水平由636元下降到了605元，全国居民的年平均消费水平十分低下，仅从125元增长到了165元，增长缓慢。

也就是说，出现这个局面的原因就在于，我们以压缩了基础设施建设和居民消费为代价，从而换取了大工业格局的快速崛起。

但这种做法并不是长久之计，特别是十年特殊时期结束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就成为不得不考虑的重中之重了。

为此，华亲率考察团访问欧洲四国等国家，希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尽快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赶上欧美发达国家水平。

对此，华信心满满地说：“日本搞现代化只有十三年，德国、丹麦也是十几年，我们可以赶上去”

在推行积极有效引进外资和技术的前后，华也继续沿袭毛主义路线。

一方面他狠抓经济，全力促生产。为此，他继续树立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典范，毕竟这是毛时代留下来的模板，也是思想路线的一方面体现。同时，他毫不动摇地坚持毛主义路线思想指导，出炉“两个凡是”。

而对于解放老干部这个问题，因为涉及到革命导师生前的路线方针要不要贯彻执行，同时也关乎他的声誉等问题，相比较而言，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华的做法是，只要不在损害大局的情况下，能解决的尽快解决，特别是对于邓的情况，华在赞同大多数人意见的情况下，提出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言下之意，即，这件事情肯定要解决好，但不可操之过急。

然而，尽管华做了一系列举措，对解决三大方面的问题起到了成效，但却并没有得到了老干部们的理解与赞同。

所以仅仅数年后，华在不同场合受到批评，特别是在1980年9次会议上更是成为激烈讨论的对象。

在连续召开的9次会议上，王震对于他在经济建设方面的问题指出：

“......作为一党之主，其能力是不能胜任的，让他退下来，另行安排工作，这也是对他的帮助嘛。某种程度上讲，这正是对他的最好的爱护。”

王震的说法得到了邓的赞同，邓于是表示：

接着他指着自己说：“像我，上上下下，反复了多次。还有我们毛泽东同志，也是遭到了多次的打击，排斥出领导岗位。直到—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才重新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嘛。所以，你退下去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只能是—次重新学习的好机会，而不会受到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