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孙殿英这个人，大家或许对他的印象就是猖狂至极。

他这一生的复杂程度不亚于今天的网络小说主角，土匪起家、赌博成性、当过军长、又投敌日本鬼子当过汉奸、能醒悟抗日、最后成了俘虏、甚至还盗过慈禧墓……

刘伯承元帅对他的评价可能最为中肯：“抗战初期，不能说你们没有贡献，但是以后的一段，确实做的不好”。

这句话恰如其分地总结了孙殿英复杂的一生。

四十一军进军青海途中在秦川被困覆灭经过

从赌徒到军长

孙殿英，原名孙奎元，字殿英，又自称“孙老板”，出生于河南省永城县。他的面孔因小时候患天花留下众多麻点，俗称“孙大麻子”，这个绰号伴随他一生。

孙殿英的故事，从拉杆的土匪头子到成为军事领袖，每一幕都充满转折。他的人生轨迹，从一个土匪头子开始，沿着一条非比寻常的道路铺展开来。

孙殿英的青年时期充满了荒唐和放荡。人们习惯性地称呼他为“白花”，他不仅练就了一身赌博的绝技，如掷子、推牌九，更拥有过人的记忆力和精准的计算能力。

他的赌博技艺包括掷骰子、打麻将、耍纸叶牌等，无一不精。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些技艺使他在不务正业的青年中声名远播，很快，他聚集了一群追随者，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觑的势力。

孙殿英并非一直在赌博领域活跃。他的军事生涯始于豫西地区的小规模土匪活动，逐渐发展成大规模的匪帮。他的部队不仅在河南活动，还流窜至安徽、山东等地。

最初，他投靠了直鲁联军中的张宗昌，通过奋勇作战，在军中迅速爬升至师长位置。

在北伐战争期间，直鲁联军遭受重挫，但孙殿英的部队却幸存无损，他借此机会吸纳了众多散兵游勇，大大扩展了自己的势力。

孙殿英的野心并未就此停歇。后来，孙殿英又投靠了蒋介石。

由于他擅长逢迎拍马、建立关系，加上他手下的官兵多为直鲁豫籍，以强悍著称，战斗力强大，蒋介石认定他是一位能攻善战的将领，遂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一军军长。

孙殿英领导的四十一军，以其为军长，于世铭为副军长，原本由一个步兵师和其他小部队组成。1933年，孙殿英在古北口抗日时，接收了汤玉麟“奉军”的许多骑兵和大炮。在包头，他大幅扩充军队，吸纳各地力量，包括土匪和失业青年，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军队。

孙殿英巧妙地利用韩麟符，任命他为军部政治处处长，并将军队扩编为一个完整的步兵军和一个骑兵军。步兵军分为三个师，骑兵军则包括多个旅。孙殿英特别提拔杨猴小（杨耀案）为师长，并在宁夏战役中作为先锋。

到进攻宁夏前夕，孙殿英的部队已增至近五万人，但对外宣称有十万之众。

在1933年夏，蒋介石解决冯玉样的“抗日同盟军”后，为了避免孙殿英的四十一军在北平附近制造麻烦，便任命他为青海柴达木屯垦督办，并命令他带兵西行。

这一决策实际是蒋介石的一计双赢：若孙殿英接受任命，将不可避免与马家的“西军”产生冲突；若他留在后套不走，必将与阎锡山的“晋绥军”摩擦。

不论孙殿英的选择如何，蒋介石都能利用他人之手消除这支四五万人的强大部队。

最终，阎锡山巧妙运用政治手段，成功将四十一军调离后套。

1934年春，孙殿英发动对宁夏的进攻，此举不仅避免了与晋绥军的冲突，还让阎锡山在斗中获益，巧妙地坐收渔人之利。

过度自信，战略失误

在1933年秋，孙殿英的四十一军在后套的临河县集结，孙本人驻于临河县城。

他的部队分散驻扎，步兵沿着公路两侧布局，韩麟符和杨猴小分别驻守陕坝镇和狼山脚下。

然而，当孙殿英的部队从北平西移时，阎锡山已经部署了王靖国的十九军在五原和百川堡，形成对孙部的包围。

孙殿英对西进的宁夏充满自信，认为自己能轻易夺取胜利，基于四个理由：

一是蒋介石忙于对付红军和十九路军，无暇北顾；二是马鸿逵在宁夏的统治地位不稳；三是青海军队因远隔千里，难以支援宁夏；四是马鸿逵的士兵多为直鲁豫籍，不太可能全力支持马。

然而，这种估计过于乐观，忽略了马鸿逵的实际能力。

马鸿逵甚至还发信给孙殿英，劝其回头，不要被人利用。

四十一军长期流动，未曾占据固定地盘。孙殿英寄希望于攻克宁夏、占领青海，以在西北建立势力，带领部下享受荣华。

中下级军官急于求战，部队纪律严格，为避免侵扰民宅，曾以草搭窝铺驻扎。阎锡山为鼓励进攻宁夏，除供粮弹外，还给士兵发皮大衣，使孙军士气高昂。

孙军内部纪律严明，谭副军长在陕坝召集抢掠的韩祥符、刘致祥部队时，曾秘密令刘月亭部队将其包围并整合。

陕坝标语满街，显示胜利信心。

孙殿英考虑到宁夏水网密布，可能的“水战”抵抗，因此推迟至1934年元旦后才发动进攻。孙本人与卢丰年的一一九师留守临河，由刘月亭和于世铭指挥前线。

孙殿英过度依赖杨猴小及其绥远部队，对宁夏情况缺乏了解。

他的指挥体系混乱，令于世铭和刘月亭共同负责前线，导致指挥不统一、协调困难。

四十一军因此未能迅速占领宁夏城。

马鸿运早已为孙殿英的进攻做好准备。蒋介石指示马鸿逵防守，声称四十一军可能被共产党利用。马鸿逵获任命为左翼军总指挥，同时，青海军队开始增援宁夏。

杨猴小的骑兵迅速推进，一路遭遇“西军”抵抗，杨几乎在姚福堡被击败。虽然骑兵快速占领了李岗堡，但四十一军步兵行动迟缓，直到月底才到达宁夏城郊。

士兵间缺乏协调，导致攻城行动拖延，与“西军”在城下对峙超过五十天。

虽然杨猴小的骑兵一度切断了宁夏与甘肃之间的大路，阻止了增援，但步兵的不配合削弱了战果。攻城持续时间过长，导致四十一军士气下降，而守城的马鸿逵部队信心增强。

四十一军惨败宁夏

孙殿英在2月23日亲率卢丰年的一一九师攻宁夏城，意图孤注一掷。他刚离后套，“晋绥军”即布防上江。

春分时节，黄河流淡，马步芳骑兵与杨猴小交战激烈。宁夏久攻不下，后撤路线被傅作义、王靖国军阻断，孙陷入绝境。

孙殿英急躁，怨将领不听刘月亭指挥，随意斥责于世铭等。

夜间攻城，士兵众多伤亡，官兵不愿牺牲。守城的“西军”士气高涨，高级将领亲上城墙。宁夏守军头号韩进禄在城上阵亡，孙殿英的攻城手段遭破坏。

于世铭骑兵旅长李纯华未能阻止马步芳，担心被孙殿英处罚，于3月13日投降“西军”。五天后，丁绰逸也投降。

3月19日，蒋介石派飞机支援，孙殿英挑选八百勇士攻城，但军心已动摇，再度被击退。

孙殿英意识到形势无法挽回，下令北转。他先驱车至上江，试图让“晋绥军”让路，但遭王国按阎锡山命令软禁，送往包头。

在四十一军撤退过程中，杨猴小的骑四师担任后卫。

当青海骑兵追击时，他们陷入预设的包围圈，杨猴小成功解决一个团，为步兵撤退赢得时间。

撤至黄集桥，刘月亭和于世铭带领的部队仍有三万余人。

在黄渠桥的会议上，杨猴小提议经鄂托克前旗前往陕北或加入红军，但刘月亭等未接受此建议，考虑将部队归附于“晋绥军”阎锡山。

当时，陕北和陇东地区防御薄弱，加之韩麟符已离开，四十一军缺乏有效的战略规划者。

在1933年3月29日，孙殿英率领的四十一军从石嘴山撤退，成为一场悲壮的大溃败。他们不得不将郑家油房军械库的弹药全部遗弃，无奈地赠送给“西军”。

从石嘴山到上江的途中，腾格里沙漠的荒凉背景下，士兵们遗弃的枪械散落一地，形成了一幅凄凉的战场遗物景象。

在这场撤退中，杨猴小表现出了顽强的抵抗精神，他坚决拒绝向“晋绥军”投降。

带领着于世铭的李团，这些大多来自热河的土匪出身的士兵，奋勇冲破了“晋绥军”在上江的防线。他们穿过大生壕，越过乌拉河，经过三道桥、蛮会、小召子滩、南牛惧和乌兰脑包，终于成功逃入后山。

与此同时，失去了杨猴小骑兵掩护的四十一军士兵，在马步芳的骑兵追击下，匆忙离开石嘴山，没带干粮，忍受着饥寒穿过腾格里沙漠。许多下级军官到达上江时，甚至不得不摘下手枪，换取饼子充饥。

被“晋绥军”俘获的青壮年士兵被编入连队，而老弱残兵则被遣散，只能自谋回家之路。

这些败兵为了生计，甚至将他们的皮大衣廉价出售给当地村民，形成了后套流传的歇后语：“四十一军卖皮袄，没有办法”。

这场战败不仅展示了孙殿英的策略失误，也揭示了战争的残酷与士兵们的无奈与艰辛。四十一军的溃败，成为了对孙殿英攻打宁夏失败的沉重注脚。

参考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内蒙古文史资料 第19辑[M]. 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