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二月，一支20多人的小队，在两个人的带领下，悄悄离开了晋察冀军区的红军大部队。

这些人不但自己擅自离队，还将枪械一同带走，一路取道向河北省徐水县而去。

队伍中的两个领头人，其中一个不过20多岁的年纪，长相周正、意气风发，正策划着去徐水县的扩大部队干出些大事来。

另一个则一脸郁愤，心怀不满。

据说当时正在开会的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听闻此事后立即下令，要求当地的侦查团全力封锁，搜查这支小队，以防止他们投奔敌军。

这支小队是否遭到了严格的封锁搜查已不得而知，但这些天的逃亡生涯想必并不愉快。因为短短七天之后，这20多人就辗转回归大部队的怀抱。

要知道，军队的干部带领军人出逃，是原则性问题。更何况他们出逃的时候还携带了枪械。这样的行为在军队中等同背叛，是非常严重的错误。

但在众人回归部队认错后，其中一个领头人杨上堃却被组织从宽处理，只给了他行政撤职、开除党籍的处罚。并且在受罚几个月后，就又将他派到抗大中学习深造。

据传说，这其中还有毛主席为他求情。

这位杨上堃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会犯下这样大的错误？又为什么能够被组织从宽处理？

少年英雄

1914年的一个平凡的春日里，杨上堃降生于江西省兴国县的一个贫困的家庭中。

对于中国贫苦的农民来说，20世纪初显然并不是一个好时代。腐朽的军阀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保持自身统治尚且自顾不暇，更不会空出手来管理农民的生活。外国侵略者对中国虎视眈眈，国内的军阀地主也对普通百姓横征暴敛。

杨上堃出生的时候，家里还有八个哥哥姐姐，贫苦的家庭负担一个孩子尚且困难，更何况足足八个。还好他的父亲勤劳肯干，尽管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耕种所得还要被地主剥削，但父亲还是靠着勤劳的双手，勉强拉扯大了八个孩子。

杨上堃小时候家里条件还尚能支撑，在父亲的殷切期盼下，他甚至还读了几年小学。可惜，在他九岁的时候，作为家中顶梁柱的父亲病倒了。疾病是穷人的催命符，杨上堃的父亲一病不起，不久就离开了人世。

父亲的离去让本就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杨上堃的学自然是上不成了，他开始给地主当牧童，哥哥姐姐们也各自落难，家里男丁还未成年就要给地主打工，女孩们更是去做了别人家的童养媳。

这种看着至亲离世、家庭破碎，家中的亲人一个个落入不幸命运的感受，深深地烙印在了杨上堃的心底，他意识到，这些地主军阀如同大山一样，压在平民的脊背上，将他们逼到生活难以为继。

但一开始的时候，他只能感受到这种痛苦，却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直到1929年四月，他第一次接触到毛主席与朱德带领的红四军，第一次认识到共产主义，红军的革命理念深深的震撼了杨上堃。

红四军在兴国县城期间，杨上堃常常与红军一起活动，无论是贴标语、送信，还是打土豪、分田地，他都乐于参与。

1930年十月，年仅16岁的杨上堃就参加了兴国赤卫大队，次年正式加入红军。此时的他还只有17岁，已经参加过多场战斗，在团部担任通讯员兼青年干事。

有这样的成绩，可以称得上一句自古英雄出少年了，但他真正堪称传奇的事迹还在后面。

强渡乌江

1934年十月，我军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这是我军最艰难的时刻，刚满20岁的杨上堃也在长征的队伍之中。

对这段历史有一定了解的人想必都很清楚，红军的长征路充满了艰难险阻，不仅有敌人时刻不停地骚扰、堵截，还要直面各种天险。

中央红军刚刚离开根据地，国民党军队就如同闻到了血腥味的鲨鱼一般围了上来。相比于我党“没有枪，没有炮”的物质条件，国民党军队的军事物资可以称得上丰富，不光有轰炸机进行空袭，地上的炮火轰炸也从未停止。

在红军开始战略转移后的两个月，杨上堃带领的二连屡立战功，无论是接应、掩护，还是与敌人短兵相接，杨上堃都未尝败绩。对于一个年方20的小伙子来说，这已经是不可多得的军事天赋了。

终于，时间来到了1934年的12月31日，在这一天，杨上堃所在的部队抵达了乌江。

这是长征路上遇到的第一个天险，红四方面军在乌江南岸江界口地段，红一方面军的后面则跟着足足十几万人的蒋介石主力部队。

除此之外，乌江的上游是云南军阀龙云，下游是湖南军阀何键，就连乌江的北岸也有一个师的贵州军阀势力。

但无论如何，红军主力也不能留在乌江北面，那样会直面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和上下游军阀的包抄。

情况万分紧急，必须要尽快渡过乌江。

但这样的道理，我军明白，江对岸的敌人也同样明白。从1935年元旦开始，两岸军队就处于对垒架势，敌军在乌江南岸修筑了工事，在岸边巡逻警报，随时提防我军渡江。

夜里，我军四团一营三连连长毛振华受命带四位战士偷渡，可惜在渡江后就失联，没能与我军南部的部队联系上。

第一次渡江的尝试失败了，这个重任交到了小将杨上堃的头上。第二天，杨上堃带着16名战士强渡乌江。

当时我军以炮火为他们掩护，敌军则在岸边对他们疯狂扫射，这样的强渡行为可以说是将生死置之度外，杨上堃与共同渡江的战士都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提前收拾好遗书与遗物，交由了老乡保管。

好在，靠着我军炮火的掩护和战士们悍不畏死的精神，他们最终强渡成功、并顺利占领了敌军的高地，压制住了敌军的炮火，使我军能够顺利渡江。

据当时的人回忆，杨上堃和他所带领的二连“一个连猛追敌人三个团”，没有给他们任何喘息的时间，将他们追的鸡飞狗跳、四散溃逃，最后一头扎进了猪场。

当然，当天下午五点，该猪场就被我军占领了。

连立战功

在渡过乌江以后，杨上堃又来到了娄山关。

当时的红军主力部队停留在遵义城，刘伯承元帅指出，应当尽快攻占娄山关和桐梓，以控制这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关隘。

娄山关作为贵州北方与四川南方的重要关口，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在军事上的意义非同小可。更何况，过了娄山关，军阀王家烈就无险可守，对于他来说，娄山关的安危至关重要。

经过红军的侦查，娄山关有足足好几个团的敌军镇守，正面对敌不是上策，经过谨慎的分析后，我军决定迂回到敌军后方，对敌军部队进行前后夹击。

这一重要的任务，再次落到了一直以来表现良好的杨上堃和其率领的二连身上。

1935年1月19日晚，杨上堃带队走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山路上，为了避免被敌人发现踪迹，他们不但不能燃起火把照明，还要尽量隐蔽在丛林中，更要在林中疾行，以便在破晓时能够抵达预定的位置。

这场战斗十分顺利，敌人被我军的前后夹击打了个措手不及，杨上堃又一次顺利完成了组织交代的任务，立下了新的战功。

1935年九月，红军抵达甘肃后，又一次遇到了新的天险——腊子口。

这次中央下达命令，要求以第二师第四团为先头团，速战速决，争取三天夺取腊子口，并扫除拦路的敌人。

腊子口位于甘肃省白龙江附近，是两座山之间一道非常险峻陡峭的峡谷。峡谷两侧都是垂直的峭壁，如果从远处看过去，就像是一座山被竖直、整齐的劈成了两半，中间的断口中流淌着腊子河，河水非常湍急，若是落在其中，可能顷刻就会被冲的看不到踪影。

而连接峡谷两岸的，只有一座木桥。杨上堃面临的任务就是要冲过这道峡谷，消灭阻拦的敌人。

这次与杨上堃搭档的，又是曾与他先后参与渡乌江任务的老朋友，毛振华。

作战当天，红四团将所有的绑腿连成了长绳，靠身上挂着的冲锋枪和手榴弹奋勇作战，整整一夜才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让红军主力部队顺利过河。

在长征的数次战斗中，杨上堃一直冲在前线，奋勇杀敌，是年轻人中的中坚力量，不可多得的少年英雄。

年少轻狂

1937年，随着全面抗战的开始，杨上堃的作战主要目标转向日军，曾率军参与著名的平型关大捷。在战后，杨上堃率领的军队主要在晋察冀地区活动，连战连胜，为晋察冀根据地的建设立下汗马功劳。

又过了两年，杨上堃被调到晋察冀军区一分区担任一团参谋长的职务，正赶上在日本被称为“名将之花”的日军将领阿部规秀率大部队攻打晋察冀根据地。

阿部规秀在与杨上堃所率部队的激战中被我军当场击毙，此事震惊日本，登上了《朝日新闻》的报纸，报道称：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

然而，此后不久，杨上堃却被调任晋察冀一分区一支队参谋长。从团参谋长变为支队参谋长，对当时年少气盛、屡立战功的杨上堃来说，可以称得上是晴天霹雳。

杨上堃从未想过自己明明取得了战斗的胜利，怎么在军中的位置反而还越调越低了？

这时的杨上堃也不过才25岁，正是年轻气盛的年纪，之前的军旅生涯一直顺风顺水，虽然经历过许多惊险、艰难的战斗，但每一次都能出色的完成任务，从未经历过无故被降级的事情。

这样的心思在心里憋着憋着，杨上堃的思想就走上了岔路。

正赶上当时与杨上堃同在一分区担任的侦查科长袁彪对自己的职位变动心怀不满，两人互相诉着苦，就这样一拍即合。杨上堃年轻的心根本经不住撺掇，被袁彪一劝告，不禁兴起了带队出走的心思。

虽然不知道袁彪是怎么想的，但看得出，杨上堃并没有背叛红军的想法。

或许他只是年轻气盛，心里堵着气，想带着人带上枪投奔河北，到徐水县的扩大部队去做出一番事业。

在杨上堃看来，等自己做出一番事业后，自然就可以证明自己的能耐，到时候再归队，岂不是会被上级刮目相看？

可惜，带人携枪出逃，犯下这样重大的错误，刮目相看是不可能了。好在他离开不过七天就改邪归正，主动归队，向组织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朱德、彭德怀得知此事后，大为震怒，彭德怀表示：“一定要把他们拉出去枪毙，为一个任职就脱离队伍，其他人都学他们的话，那以后还怎么干革命？”

就当杨上堃姓名难保之际，毛主席救了他一命：“你们说的这些我是赞成的，但杨上堃对革命有贡献，他立下的军功你们也是知道的，既然事情调查清楚了，是内部矛盾，不是叛逃投敌，他又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我认为应该给他条活路。”

最终组织上对他进行了宽大处理，将他行政撤职、又开除党籍，在深刻反省几个月后，将他送往抗大学习。

及时悔改

1945年，杨上堃结束了在抗大的学习，组织上认可了他对自己检讨的态度，经批准，恢复了他的党籍。

对于自己被恢复党籍一事，杨上堃感触颇深，此后，他被调往东北主持革命工作，在任上一直兢兢业业、奋不顾身，以自己的工作回报党和组织的信任。

这期间，他在东北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整治风气，又多次进行剿匪行动，不但剿灭了当地的土匪，还平定了东北的叛军，为东北地区的解放立下汗马功劳。

随后，他又被调往赣州追歼敌军残部，在江西地区组织剿匪。在剿匪工作上，他依旧发挥出了优秀的作战素质，很快消灭了赣南地区的三股土匪，稳定了当地的社会秩序。

建国后，他在赣南专区担任分军区司令员，在这个岗位上奉献了足足15年，受到了当地百姓的交口称赞。

转眼几十年过去，当年那个冲动之下会携枪出走的年轻人，也成为可靠的党员干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