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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总理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中午，北京医院的副院长韩宗奇负责解剖周总理的遗体。

慢慢揭开覆盖在周总理遗体上的白布，总理的面容宁静而安详。

然而，当看到周总理的器官时，韩宗奇和在场的医护人员再也忍不住，掩面哭泣了起来了

在周总理主要器官上，大小不一的肿瘤无处不在。这意味着，在周总理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他每天都在承受着剧烈的疼痛。

吴咸中：我只是做了一点点应该做的事情，总理就那样地感谢我

1975年12月22日，天津市南开医院的走廊里弥漫着手术室的气息。

吴咸中作为当时的院长，正在为一位腹内肿瘤患者进行手术，但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让他有些措手不及。

他匆忙地脱下手术衣，接听了卫生部的紧急通知。

“中央一位领导？”他自语着，眉头微皱，对于谁会需要他，他感到疑惑。办公室主任匆忙地走进手术室外的走廊，将事情的紧急性告知了他。

汽车已经等在医院门口，似乎时间不容分说，他得立刻前往北京卫生部保健局。

没有多余的时间，他匆匆离开，一身手术服的味道还残留在空气中。他来不及吃饭，也没来得及与家人告别，

抵达北京，他被接待进305医院。在接待室里，严肃的氛围弥漫，著名外科医学专家吴阶平教授走了进来。

没有寒暄，只有沉痛。他的目光凝视着吴咸中，“患重病的中央领导是周总理总理。”

那句话如同一颗重磅炸弹，瞬间炸开了吴咸中的心。周总理总理，这个伟大的领袖，正在面临生命的挑战。

膀胱癌晚期，肿瘤扩散，肠梗阻困扰，严重的腹胀和疼痛，吴咸中心疼地想象着总理所受的痛苦。

“中西医结合疗法解决肠梗阻。”吴阶平教授的话语带着期望和挑战，他将X线片子摆在阅片机上，画面清晰地显现出肠道的困扰。

在病房内，白色屏风隐约隔开了内外，吴咸中走进病房，看见总理的容颜显得陌生而又熟悉，总理疲惫地躺在病床上，灰白的胡须和稀疏的头发显露出岁月的痕迹。

但是，那双眼睛仍然炯炯有神，吴阶平教授介绍了吴咸中，总理微微点头，手臂艰难地动了一下，似乎是想握手又似乎是想让坐。

吴咸中连忙示意:‘您不要动，好好 养病!’吴咸中本想好好安慰周总理总理，可是，看到周总理那种状态，鼻子直发酸， 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随着会诊的进行，吴咸中提出了治疗方案，中西医结合，为总理的病情提供一线希望，他们仔细斟酌着每一味药物的比例和用法，为总理设计了一副药方。

在安排好总理的治疗后，吴咸中静静地坐在屏风外的沙发上，等待着药物的效果。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每一声脚步声都在他的心头敲响，总理的身体状况牵动着他的内心。但药物的作用并不如他所愿。

第二天清晨，只躺了一个多小时的吴咸中起床了，用凉水洗了脸，就匆忙赶往会诊地点，准备参与第二次讨论。

这个任务对吴咸中来说无疑是极其重要的。治疗总理的病情，绝不能有丝毫的马虎。

他深知这一点，明白一些激烈的药物绝不能轻率使用，毕竟总理的身体已被痛苦折磨得十分虚弱，再不堪受剧烈的刺激。

这时候，邓颖超来了，她看出吴咸中的担忧，于是说：“不要有顾虑，就把总理当成普通病人。”邓大姐的一席话，打消了吴咸中的顾虑。

上午，药物的剂量逐渐增大。吴咸中坐在屏风外的沙发上，每一刻都充满了焦虑。

两个小时的等待仿佛过了一个世纪，终于，屏风后传来动静，总理示意他需要排便。

吴咸中焦急地站起，来回踱步，透过屏风的缝隙紧张地观察情况。

警卫员小心地扶持着总理，慢慢地走向卫生间。吴咸中的心稍微松了口气，总理的排便意味着治疗效果开始显现。

警卫员回来时笑容满面，高兴地宣布排便成功。总理成功排便！

吴咸中跟过去，看见身穿蓝白色竖条病号服的总理，在两位警卫员的搀扶下，慢慢地艰难地移动着他那虚弱的身体，走向病床。

“总理看到我，他连连向我点头，双眼露出了感激的目光，小声地说:‘现在感觉舒服了’。”

“看着总理的目光，我异常感动，我只是做了一点点应该做的事情，总理就那样地感谢我，我在心里说，总理真是一代伟人。”

“这种方法虽然不可能完全永久解决肠梗阻问题，但不管怎么说，这么做还是为重病中的总理减轻了痛苦。”吴咸中哽咽的回忆着。

在周总理生命最后这18天，就用这个办法来维持，直到总理生命的最后一刻。

周总理病记

1976年，周总理被确诊患上癌症，这个沉痛的消息传到了他的妻子邓颖超的耳中。那一刻，她无法言语，只有泪水无声地流淌。

当时的癌症几乎是一种不治之症，专家们的会诊结果确认了膀胱癌的存在，并建议首先进行手术，然后再采取保守治疗。

但当时的周总理已经年过七旬，难以忍受多次手术。他深知生命将走到尽头，但心底仍然沉甸甸地挂着国家的外交使命，以及那尚未完成的工作。

即使在手术后，周总理立刻投身到繁忙的工作中，尽管医生们一再强调他需要静养休息，不要过度劳累。但周总理的回应是坚决的：他明白自己的时日不多了，必须紧抓每一刻。

周总理的“固执”让所有人感到束手无策。由于缺乏充分的休息，导致膀胱癌再次复发，并开始向其他器官扩散。

虽然接下来经历了几次手术，但医生们认为周总理的身体已不适宜再次动刀，只能采取保守治疗。周总理听到这个建议，竟然松了一口气，因为这意味着不必再度中断工作。

1974年9月30日，国庆招待会如期举行，这也是周总理最后一次主持这一盛典。当时的周总理，面容苍白，身形消瘦，但他仍然坚持挥手向来宾致意。

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周总理的病情再次恶化，癌症已经扩散至结肠。

但周总理坚持要参加会议。医护人员不遗余力地努力确保这一要求得以实现，甚至外国驻华大使馆也派出专家，全力以赴确保周总理能够出席。

1976年1月13日，周总理强忍病痛完成了自己的最后一份政府报告。然后，他知道再也无法坚持下去，即使充满不舍，但他仍将接力棒交到了邓小平同志手中。

尽管不再主持国务院工作，周总理依然牵挂着国家的外交大业。他在医院会见了伊朗国王、泰国总理以及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等外国元首。

尽管病痛缠身，周总理仍在为祖国的外交事业默默奉献。

去世前，周总理虽然饱受病痛之苦，但他的心仍然为国家跳动。

最后一场手术

后来，周总理的病情愈发恶化，腹腔的肿瘤开始蔓延，肠梗阻再度降临，病情变得更加严重。

在病痛最厉害时，周总理与守候在身边的邓颖超一块低声吟唱《国际歌》。在病危和弥留之际，周总理还曾向邓颖超表示，他心里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出来。

虽然中药曾一度发挥作用，但如今已无法继续解决问题。医疗组的专家们经过深入研究，无奈之下，只能再次考虑手术这一极端的选择。

这个决定不是轻易下的，涉及到国家的未来和领袖的生死。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认真讨论，随后请示毛主席。

毛主席审慎地批准了再次手术的方案。但是，经历了又一次手术后，总理的体力已经十分虚弱，麻醉药效过后，他再也没有苏醒过来。

那一天早晨，大约9点钟，医疗组的成员们接到紧急通知，集合到了总理的病房。

他们心知肚明，这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见到他了，这是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结局。

深夜11时，弥留中的周总理从昏迷中苏醒，他微睁双眼，认出了守在身边的吴阶平大夫，用微弱的声音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最后的抢救中，大家的目光同时专注地盯在心电监测仪上，房间里鸦雀无声，偶尔听到几声抑制不住的抽泣声。

心电图图像从不规则的跳动转向不规则的微弱的颤动，这表明，心脏已经不能有效地工作了。

“突然，坐在心电监测仪前的阜外医院陈大夫，由于高度紧张和过度悲伤，颓然倒下了，另一位男大夫——协和医院的方教授上去接替她。

这种情况持续了四十几分钟，最后，心电监测仪上的心电图不再跳动，变成了一条直线。

那一刻大家如梦初醒般意识到周总理——20世纪的一代伟人、共和国的杰出领导人与人民永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