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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报告文学《历史深处 ——“六·二六”医疗队在陇原》

作者:姬广武

四十多年前,有这样一个群体,怀揣梦想,奔赴贫穷、落后和缺医少药的陇原,扎根农村、服务基层、造福一方。他们用智慧和大爱演绎了一个个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至今仍被人们碑口相传。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同志作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重要指示(史称“六•二六指示”)。从此,一场声势浩大的卫生革命迅速在举国上下普遍开展起来。无数城市医务人员,怀抱理想,舍身取义,奔赴边疆、农村和牧区,服务农民群众。

这场大规模的活动历时10年,拯救了无数宝贵的生命,保护了他们的健康,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具有深刻的政治、历史意义,为甘肃农村卫生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在艰苦的条件下,他们建立医院、开展巡回医疗、培训赤脚医生、建立合作医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老百姓亲切地将他们称为“六·二六”医疗队。

他们,代表的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医学院系统和北京市各级医院1972名来到甘肃农村安家落户、救死扶伤的英雄群体和他们的1100多名随迁老人、孩子,一群逾4000名之众,在河西走廊巡回医疗的北京医疗队队员,还有从全国各医学院校毕业后直接奔赴甘肃农村开展医疗服务的近万名莘莘学子,以及驻甘部队医院许许多多光荣的解放军医务工作者。他们为甘肃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的动人故事至今在老百姓中碑口相传;他们的崇高精神,已经成为年轻的医务工作者响应时代号召,奉献基层,扎根基层为群众提供医疗服务的的人生追求。

穿过历史的时空,人们的思绪在飘飞。40年前,陇原大地上那些荡气回肠的故事,那些动人心魄的场景,那些献身医学的人物,再一次回到人们的记忆中,叩击着人们的心扉。

四十多年,弹指一挥间。

蜡炬成灰,春泥护花。当年从北京等大城市奔赴甘肃,支援卫生事业的医务工作者中的有些人已经魂归黄土,忠骨埋陇原。也有许多人,仍然在自己的岗位上敬业耕耘,日夜守护着老百姓的健康与幸福。

在甘肃工作期间,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他们也经历了许多坎坷和波折。在人生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中,他们仍然以积极向上、安贫乐道的医者情怀,无怨无悔地为老百姓服务,表现出顾全大局、牺牲自我、追求理想的献身精神和崇高品质,他们没有辜负党的期望、祖国的培养和人民的重托。重读历史,让我们永远忘记不了那段历史。再现历史,让我们永远传承他们的精神。

历史不会忘记,甘肃人民永远感激他们、怀念他们……

第一部 到农村去,为农民服务

主席并中央:

今年一月初,主席指示组织城市卫生人员下乡巡回医疗,并为农村培养卫生人员;六月二十六日,又指示卫生部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批评卫生部只给占全国百分之十五的城市人口服务,而且是主要为干部服务,广大农民得不到医药。主席的指示和批评,是完全中肯的,完全正确的。

据一九六四年的统计:在卫生技术人员分布上……这就是说,用于八百四十万享受公费医疗的人员的经费,比用于五亿多农民的还多。

——摘自《卫生部党委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报告》()

1965年9月3日

……实践证明,组织城市医务人员上山下乡,不仅是多快好省地解决农村缺医少药,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重要措施,而且是针对卫生部门特点使医务人员和工农结合逐步实现思想革命化,改造世界观的最有效的方法。我们准备在不长的时期内使城市全体医务人员都轮流到农村去,一部分人要长期留在农村,为农民服务。

——摘自《北京市卫生局贯彻中央和毛主席指示,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情况和意见》()

1965年9月8日

毛泽东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在全党内外、举国上下和全国人民心中引起热烈反响。各级党委和政府,响应号召,安排部署;卫生系统率先行动,坚决贯彻;农民群众欣喜若狂,深受鼓舞。一个“到农村去,为五亿农民服务”的热潮,从首都北京,从全国各大城市,迅速向农村、牧区、边疆涌动。

大型报告文学《历史深处 ——“六·二六”医疗队在陇原》

作者:姬广武

千里陇原迎亲人

1965年,北京平安医院支援酒泉钢铁公司建设,约200名医护人员整体搬迁嘉峪关,组建“酒钢医院”,首开北京医院迁往甘肃之先河。搬迁前夕,任命该院医务部主任谢善民(女)为院长,带队来到塞上新城。

在全国城市医务人员响应主席号召,纷纷奔向农村、牧区、边疆,为人民防病、治病,开展巡回医疗的热潮中,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各医院忙于开展文化大革命,医务人员也纷纷加入到各自的阵营中,下乡工作暂时停了下来。1969年,中苏关系紧张,毛泽东主席号召全党“备战、备荒,为人民”。中央军委“一号通令”:城市人口疏散农村。

在此大背景下,北京市各个医疗单位迅速行动起来,积极采取措施,挖掘潜力,争取抽调更多的人到农村去。“一号通令”下达后,北京市很多医院的军宣队和工宣队敲锣打鼓的去卫生局请愿,主动要求支援大西北,有的单位甚至写了血书。就这样,一些医院被整体搬迁,一些医院部分搬迁,还有一些苗红根正的医务人员个人申请,由单位选派。在较短时间内,又一次掀起了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安家落户的热潮。

北京市卫生局《关于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报告》(1972年10月)说:1969—1970年两年,市属各级医疗卫生单位,有3619名医务人员(占医务人员总数的30%)和701名医务行政人员到农村、边疆安家落户。同时,还组织了6000多人次参加的医疗队,去云南、内蒙、陕北、甘肃等地和本市郊区农村落实“6·26”光辉指示。

1976年5月的一份资料显示,10年来,仅北京医院,就有80多名卫生战士到西北地区安家落户,先后组织了25批医疗队奔赴农村、牧区巡回医疗。

约占当时全省卫生技术人员十分之一的大批北京医务人员的到来,对缺医少药的甘肃人民来说,真是一个天大喜讯。

40多年前,1972名北京医务工作者,响应祖国的召唤,满怀激情,来到甘肃农村开展医疗卫生服务,为解除群众疾苦、培养卫生技术人员、促进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以血汗 铸就了甘肃卫生事业发展的历史丰碑。

甘肃的高山,镌刻着他们的事迹,甘肃的大地,永远流传着他们的故事!……

曾经的甘肃:万户萧疏鬼唱歌

解放前,基层的医疗状况非常之差,缺医少药现象十分严重。尤其农民,有病大部分都得不到救治。农村广大群众过着贫病交加的悲惨生活。“百病缠身尸骨多,哭干眼泪无医药”、“药店门里一根草,千两黄金买不到。有钱人得病药里泡,无钱人得病受煎熬”的谚语,真实反应了当时甘肃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

民国以前,妇女生育,由接生婆助产,或自产自接。由于没有严格的消毒处理,新生儿死于破伤风者不计其数,产妇流血过多而导致死亡的现象经常发生。有些妇女生育多次,婴儿却无一成活,当时民谣云:“只见娘怀儿,不见儿成长。”

(1948年)“全省仅有公立医院及县卫生院86个,区乡卫生所33个,有病床380张,各级各类卫生人员619人。加之医疗设备极其简陋,社会卫生状况恶劣,以致疾病丛生、疫疠流行,人口死亡率极高,人口平均寿命还不到35岁。”

据有关史料记载:1949年解放时,全省仅有37个医疗机构,80张病床,177个医务人员,而且都集中在少数城市,广大农村无医无药,农民饥寒交迫,贫病交加,一旦疫病流行,往往造成“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情景。1920年张掖地区伤寒流行,4个月内就死亡4000多人;1933年武威县白喉、猩红热、伤寒同时流行,死亡达数万人;1938年到1939年玉门、敦煌、安西白喉流行,结果造成“老弱者转乎沟壑,少壮者流散四方”,妻离子散,一片凄凉。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康乐公社杨哥、寺大隆两个生产队离县城有100多公里,海拔在以上,是个边远牧区。在旧社会,穷苦牧民根本没有医疗条件。1946年流行了一次“小儿麻疹”,一年生的21个小孩,死了18个。有一个牧民偶尔碰到一位“医生”,给病孩打了一针,就花掉了20只羊。由于性病和妇女不孕症比较普遍,人口只减不增,最好的也不过保持原状。据调查,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六乡的二村、四村,1940年两村共22户,86人;1949年调查为87人,10年来只增加了1人。东乡族自治县解放前黑热病严重流行,死亡率高达85%,一般疾病死亡率亦高达40%之多。其他如风湿性关节炎、营养不良症、寄生虫病、肠胃溃疡病也很多。

3500米

“据1966年统计,全省各地各类医疗卫生机构3089个,病床21021张,卫生技术人员24394人。”缺医少药造成的人口质量差,成活率低,寿命短,又使人们生育观念变得十分落后。“多儿多女有福享,有女无儿受凄凉。”“只生女孩不称心,不生男孩不甘心,一男一女不放心,二男二女才安心。”是当时农村生育状况的真实写照。

,甘肃省卫生厅就卫生工作重点转向农村问题,向省委作出专题报告。报告说,据1964年底统计,在卫生技术人员分布上,高级卫生技术人员45.6%在城市,54.4%在农村,其中县以下仅占3.7%。中级卫生技术人员,城市占35.5%,农村占64.5%,其中县以下仅占22.6%;中医大多数分布在农村。在经费使用上,全年卫生事业费共为1845万元,其中用于公费医疗的为430余万元,占23.4%;用于县以下的仅占12.2%;用于农村的为700余万元,占43.3%,用于县以下的仅占13.2%。据1976年甘肃省妇女病普查治疗情况显示,全省合计有子宫脱垂27 565人,仅庆阳地区就有7794人,平凉地区7783人。

1965年9月12日

甘肃广大农村,除了缺医少药外,地方病对农民群众健康的威胁非常之大。克山病、大骨节病和地方性甲状腺肿三大地方病,在我省分布很广、发病率高,严重危害病区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产的发展。(之一)

历史深处 ——“六·二六”医疗队在陇原

姬广武

  姬广武,祖籍甘肃临洮,生长于甘肃武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政府文史研究馆研究员、金城文化名家。历任兰州市委组织部党员管理处处长、兰州市委巡察办副主任等职。

出版报告文学《百万移民》《世纪决战:中国西部农村反贫困纪实》(上、下卷)《历史深处:“六·二六”医疗队在陇原》及长篇小说《货郎客》(合著)等10余部。

代表作《世纪决战》获第十二届中国人口文化奖报告文学类作品金奖、甘肃省首届黄 河文学奖一等奖、兰州市第五届金城文艺奖一等奖。被评选为甘肃省文联第二届“徳艺双馨”文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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