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贝克

编辑/杜洋

夕阳余晖下，一架退役的飞机被固定在高低不同的金属支架上，模拟出起飞的姿态。

打开手机，按下快门，便能轻松定格这个瞬间。但对张卫平而言，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拍摄这张照片时，他的眼睛只能从一片光亮中隐约辨认出一团形状像是飞机的阴影，再把手机举到与视线齐平的地方，不停地按快门，一会儿高一点，一会儿低一点，向左偏移拍几张，再向右偏移拍几张。他尽力想把那团阴影放在构图的黄金分割处。“多拍几张，总能选出一张好的。”张卫平说，他曾是西安飞机制造厂的一名工人，“那些飞机我不仅见过，而且都摸过、上去过。”

35岁那年，张卫平因为患有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退行性病变失明。那时候智能手机刚刚起步，早期完全以视觉展示为主，他只能“用手势放大，挪动屏幕去看”。后来他找到一款叫“点明”的读屏软件，但碍于“当时的无障碍环境不是太好”，点击读屏经常触发不了，日常使用手机依然困难重重。2017年，华为开始投入无障碍建设，很快吸引了张卫平的注意，也让他重拾了年轻时的爱好——摄影。

平日里，他喜欢用手机捕捉家人的日常状态。以往，他只能通过交谈的声音来判断对方与自己的距离，从而确定焦点。但有时候还是会找不准。这时，手机上的拍照辅助就帮上了大忙。拍照时，手机可以播报人脸在取景框中的位置，如果拍摄多人照，手机还会提示当前摄像头识别到有几张面孔。

虽然看不见，但张卫平还是用手机记录了生活中很多美好的瞬间：老人笑盈盈地抬头望天，小朋友坐在长椅上晒太阳犯困、宠物狗睁着圆滚滚的眼睛趴在路边……

感知这个世界的方式从来不是只有一种。借助科技，视障者可以“看见”五彩斑斓的世界，许多听障人士也能“听见”世间万物的声音，肢体障碍人士得以完成更多不受限的动作。无障碍的自由，其实是每一位个体都被世界善待的权利。

黄昏是一天中视力最好的时候

“你好，我是张卫平。”电话那头，男人的声音温柔动听，像一位训练有素的主持人。

1975年，他出生在西安阎良。这是一个飞机城，被称为“中国西雅图”。小时候，他只知道自己“眼睛不太好”。上小学时看黑板费劲，父母带他去配眼镜，“总觉得配不到位”。正常情况下矫正视力都在1.0以上，他只有0.7-0.8，度数再高一点，“就特别难受，头晕脑胀的。”

视力不好，学习也吃力。张卫平回忆，那时候作业全凭在黑板上抄，甚至考试也很少有油墨印的试卷，“一大黑板，从左边到右边，看不清，就要跑到第一排同学的桌子那去抄，还跟不上人家的速度，有时候人家都抄完了，要写下一板了，就要擦黑板，我就很无奈很无奈的。只能空出来，等下课再去找别人补上。”

技校毕业后，他进到西安飞机制造厂，当了一名工人。因为戴着厚厚的眼镜，他只能分配到一些辅助性的工作。工作之余，他就跑到厂里的图书馆翻看《中国计算机用户》《电脑爱好者》之类的杂志，渐渐地对电脑着了迷，精通组装和维修。1996年，张卫平拥有了一台自己的电脑，用上网猫接入网络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照自己的情况，查询视力下降的原因。

那时候他的视野已经狭窄到近乎管状，“就像咱们拿望远镜去看东西一样，旁边是看不到的，光线暗还会夜盲。”去医院检查，医生一看他的眼底，就断定他患有视网膜色素变性。张卫平介绍，视网膜色素变性其实就是眼底的细胞在逐步衰老坏死，随着年龄增长，衰老周期缩短，坏死面积变大。

他不甘心，又跑到市里其他大医院，“人家一查也是这个病。还有的医生，我跟他说了以后，把病例往前一推，人家直接就把病例又推给我了，什么都不用写，说你这个问题没得治。”

2000年，张卫平的矫正视力已经退化到只剩0.3-0.4。因为视网膜色素变性这种眼疾“不挂相”，他经常会引起别人的误会。“我们单位上下班需要翻牌，一个名字一个金属牌，从正面翻到背面，换个颜色，证明你上班或下班了。”张卫平说，每天上下班时间，厂里几万人都会挤到大门口去翻牌，他经常会因为“眼神不好”，碰谁一下或是踩谁一脚。

有一次下班去翻牌，他刚走到门口的自行车棚，听到身后有两个年轻的女同事小声嘀咕“慢点慢点，让他先走，省得一会儿把你撞了”。张卫平心里很不是滋味，回头说了句“谁家没有个生老病死呢”，骑上车就走了。

没两年，他彻底摘掉了眼镜，渐渐地不再能独立出行。普通人喜欢的大晴天，对他来说危机重重。强烈的太阳光下，他的眼睛里只剩下“白茫茫一片”，如果前面停辆白色小轿车，他会毫不犹豫地“叽一下撞上”。光线太暗也不行。秋冬季节天黑得早，傍晚六七点钟，天色半黑不黑，他的眼前又会变成“灰蒙蒙一片”。

一天中视力最好的时候，是下午五点钟。在夕阳微弱的光线里，张卫平能隐约区分出明和暗。走在小区里，两栋楼之间，天是亮的，他会不时抬头望天，以此来判断自己有没有走偏。走到距离楼洞口三四米的地方，他能辨认出楼是浅色的，楼洞口是黑色的，“我一看这黑洞洞的，哦该拐了，该进我家楼洞口了。”

以视障者的身份重新适应生活，张卫平还需要重新学习摸索使用手机。如何打电话、发微信、设置闹钟、网购、使用出行APP……他尽力与普通人的世界保持同频。“明眼人对手机的依赖性都很高，我们对于手机依赖性更高。”张卫平说，手机可以说是他的“第二双眼睛”。

手机上的“小艺智慧助手”是张卫平最常用的功能之一。“盲人朋友打电话，要一个个去听才能找到我要的，通过小艺直接说，打电话给xx，很快帮我拨出，省去很多麻烦事。包括上网查资料，需要输入关键词，还要通过滑动、触摸去检索，很费劲。我就可以通过小艺的语音助手，方便快速的查询。”张卫平说，自己从“看见”到“看不见”，过程中深刻体会到先天全盲朋友的困难，“他们一生下来对这个世界、社会，对周围事物的理解，就跟视力健全人士不同。”

在熟练掌握了视障情况下的手机、电脑操作后，张卫平一直坚持向身边的盲人朋友公益授课，“我就想把我学到的、知道的告诉他们，帮助他们生活的更简单、更容易。”

生活里没有过不去的坎

在中国，有超过1700万视障者。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大多生活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只有1/4左右的人可以独立出行。据时代数据公布的《视障者基本信息调查》，30%的视障者基本不外出；46%的视障者每周外出，需要家人朋友陪同；只有24%的视障者每周外出且不需要陪同。

然而，每个人都有被看见的权利，以及向往无障碍生活的自由。

何亚君同样是一位后天失明的视障者，他今年43岁，在北京开了一家推拿店。小时候因为一场高烧，意外失去了视力。那之后的很多年里，他和很多视障人士一样，活动范围局限在小小的推拿店，天天围着床转，两三个月不出店门。不到一米八的他，最胖的时候体重将近190斤。

2014年，在别人的鼓励下，他尝试跑步。可当他拖着笨重的身体，第一次迈出双脚跑起来，最先感受到的是恐惧。

他不知道前路平不平整，什么时候拐弯，甚至担心一块石头也会让自己摔跤。他也害怕自己跑得慢，前后左右会有人撞上来。即使一边走一边跑，何亚君也紧张得浑身是汗，甚至丧失了时间和距离的概念。

那一次他最终完成了7公里的挑战。尽管过程惊险而漫长，何亚君隐隐意识到，生活里好像没有过不去的坎。那之后，他又陆续尝试了10公里、15公里、20公里……一年时间里，他跑掉了40多斤，脂肪肝、血脂都跑没了。十年里，何亚君先后参加了全程和半程马拉松比赛多达70余场。他瘦了，爱说爱笑，也爱出门了。

为了让更多视障人士能和他一样，享受跑步带来的快感。何亚君还成立了助盲团，聚集了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帮助更多盲友跑步。目前，助盲团累计组织跑步活动和比赛超过800场，参加跑步活动的盲友和志愿者累计超过5万人次。每周三和周六，他都会和他的助盲团跑友们聚集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做完热身运动后，尽情享受奔跑带来的愉悦。

平日里，志愿者发来的信息，也会被手机清晰而响亮地播报给何亚君——“何老师 明早老时间一块去跑步吧 嘿嘿表情”。如今，搭载鸿蒙的华为手机已经成了何亚君的生活助手，他熟练触摸屏幕，通过屏幕朗读播报的语音获取信息。他也通过小艺输入法，回复志愿者的跑步邀约。“好的，明天早上七点钟见。”

打破那道的屏障

如果说视障更多是人与物之间的障碍，那么听障则更直接地在人与人的听觉和语言表达之间竖起一道屏障。

31 岁的梁智敏是一位程序员。在这个身份之外，他还是一名听障人士。5岁起，他的耳朵渐渐开始听不见了，由于佩戴助听器及植入人工耳蜗的时间比较晚，他目前的听力依旧几乎为0。

从小到大，梁智敏只能依靠文字和别人沟通。最早没有手机，他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在纸上，在学校里经常被同学嘲笑、欺负。“最痛苦的时候是四年级，坐在教室第一排，我全神贯注地去跟老师的口型，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梁智敏说，那时候他很害怕，“感觉整个世界都很恐怖。”他出生在潮州一个农村，父母文化程度不高，“回到家跟爸妈讲，他们也不太理解，也不知道怎么跟我交流。”于是他经常一个人躲起来偷偷地哭，甚至曾经动过跳楼的念头。

第二年，学校安排新来的英语老师做梁智敏的班主任。在老师的要求下，他开始写周记，渐渐地尝试在周记本里跟老师吐露心声。“每周一次，对我来说就像黑暗中出现了光明一样。”梁智敏记得，有一次，他在老师的鼓励下参加了学校的书法比赛，没想到还拿了个三等奖。“其实写得没那么好，学校可能是想鼓励我。”他心里清楚，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份荣誉对自己而言是莫大的激励。那之后，他慢慢开朗起来，上课时偶尔跟同学传传小纸条，老师也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因为听力损失得早，梁智敏很早就开始规划自己未来要学什么专业、做什么工作。“肯定要避开那些需要频繁和别人交流的工作嘛。”他说，自己在高中就明确了计算机方向，但因为成绩不太理想，他最终只考上了广州的一所大专院校。

毕业后，找工作再次成了难题。他去网上找模版、写简历，怀着忐忑的心情投递出去，却又害怕接到面试通知的电话。2014年，市场上还没有成熟的语音转写软件。每次电话一响，他只能麻烦室友帮他接听、说明情况。偶尔得到一个面试机会，面试官大多也会在见面之后委婉地拒绝他。“经历了很多次碰壁，我才找到第一份工作。”为了方便和同事沟通，他会多准备一部手机放在办公桌上，“他们说话的时候我就开启语音输入，就能知道同事说什么。”但是遇上网络差或是信号不稳定，很容易就会漏掉别人说的话。“后来我就选了信号最好的华为手机。除了信号好，它的AI字幕功能也比较稳定，不容易闪退，准确率高；而且在鸿蒙的加持下，把AI字幕功能做到了系统级别，有最高的优先级，可以应用到很多界面中，。”

生活中，梁智敏总会下意识地避免和陌生人交流。出门吃饭、喝咖啡，他会提前在App上下单，拿到取餐码；实在没办法，他就打开手机上的AI字幕功能，硬着头皮上前跟店员说明情况，让他们对着手机讲话。最麻烦的是打车。有时候一上车，手机还来不及解锁，司机已经开口讲话了。“我听不到，他就把车停在那里，大声地喊，你怎么不说话，没听到吗。”梁智敏说，天天遇到这种情况，他慢慢学会一些技巧去应付——比如在司机达到之前，在打车软件上打字和司机沟通，告诉他自己听力不太好；或者提前在路边打开AI字幕功能，一上车就举到司机嘴边，“现在我学乖了，一上车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就报手机尾号。”

生活的更多可能性

社会对听障群体了解不多，很多人以为听力障碍像近视眼一样，只要尽早戴上助听器、植入人工耳蜗，马上就能补偿到跟普通人差不多的听力水平。事实上，他们的生活并非如此简单。“我们和普通人的听力水平还差很多。”杨绿野出生在广州，两岁时，她被确诊为先天性双耳感音神经性深度耳聋。在助听器和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她努力地学会了开口说话。

“现在最顶尖的助听器和人工耳蜗，也不能让我恢复到和普通人一样的听力水平。”杨绿野说，对于大多数听障人士而言，能听得见并不代表完全听得懂。人工耳蜗、助听器这些设备本身都有电极，他们听到的声音一般都会带有一些电流声。

“我们对那种很高频的声音，比如鸟叫声或者虫子飞过去的声音，非常不敏感。在嘈杂、多人的环境里，我们对声音的分辨力也比较弱。”说这话时，她正坐在机场候机厅里，借助华为的AI字幕功能，杨绿野已经能够无障碍地在嘈杂环境中接打电话。

尽管听力有障碍，但杨绿野的求学经历让不少人赞叹——2009年，19岁的杨绿野以优异的成绩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录取；2016年底，她拿到奖学金，远赴世界百强名校——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城市设计专业深造。

如今，杨绿野在香港一家公司做城市设计师和项目经理。日常工作节奏快，频繁的出差和线上会议，对沟通交流的需求很大。“如果没有华为的AI字幕，可能接到电话，要先找蓝牙配件，让它与助听器或者人工耳蜗匹配，再去聆听。这样就比较耽误时间。”读书的时候她会跟老师提前沟通，请他们上课时戴上这些蓝牙配件。但现在，遇到突然来电，或是临时会议，她不再那么手忙脚乱，只要在移动流量或稳定的Wi-Fi情况下，手机就能正常工作。

听障人士对于视觉要求很高。杨绿野说，AI字幕是一种视觉补偿，它把声音转成文字让听障者看见，又因为手机续航久、系统流畅、信号稳定，即使出差在外，她也不会焦虑，“不会说没电了，或者说信号不好，就听不清或理解不了别人的信息。最重要的是解决了信息障碍的问题，减少了信息的丢失跟误解，大大提升了生活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2023年的12月3日，也是第32个国际残疾人日。联合国官网将今年的主题定为：United in action to rescue and achieve the SDGs for, with and by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采取统一行动，为残疾人并联合和依靠残疾人挽救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这也正是过去6年里，华为在一直践行的宗旨，鸿蒙不断改进和完善无障碍功能，让包括杨绿野在内的信息障碍人群实实在在地享受到技术的便利。

截至2022年底，全国各类残疾人总数人达到了8500万，相当于每100个人里就有6名残疾人。打造一个无障碍的生活环境已成为一个迫切的话题。事实上，每个健全人也可能在某些特殊情景下变成临时障碍者，换言之，人人都需要无障碍。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所追求的不应该仅仅是科技的进步和城市的繁荣，更是让每个人都能在这个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有安全感地生活。关注技术创新，关爱少数群体，这既是包括华为在内的科技厂商的责任，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因为一个温暖又包容的社会，终将惠及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