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复出后的每一个春节，不是在日夜操劳，解决国家发展紧迫的难题，就是不顾天寒路艰，行走在慰问边疆贫困地区各族群众的路上。

从1977年3月胡耀邦同志恢复工作，至1989年4月去世，此为他六十年政治生涯的最后阶段，也是他人生最灿烂、最光辉的阶段。在这十多年时间里，胡耀邦同志为纠正历史错误，拨正国家发展方向，推进改革开放事业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最终付出了政治意义上的生命和生物意义上的生命。本文特选择胡耀邦同志在其中十个春节的经历，让我们了解这位始终坚持人民第一的政治家，忘却小我、全力为国民谋福利的生命状态，这些片段也都是他最后生涯的全景反映。

（在中南海日夜伏案工作的胡耀邦，用女儿李恒的话说：”在总书记的任上，父亲只属于人民、属于工作、属于勤政殿“。）

1978年春节：夙夜匪懈、平反冤假错案

1977年12月19日，胡耀邦走马上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前任中组部部长郭峰长期惟康生等人之命是从，先是制造冤假错案，继而阻挠平反冤案。而胡耀邦在这年夏季，就在中央党校组织人员写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组织路线纠正过来》，这篇文章最终发表在10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发出了平反冤家错案的第一声呼号。所以，胡耀邦担任此职，可谓是众望所归，中组部干部自发点燃鞭炮迎接他的到来。

虽说平时中组部长是最炙手可热的职务之一，而此时胡耀邦面临的是问题“堆积如山、步履艰难”情况：“文革”前制造了约188万冤假错案， “文革”中又制造了约 230万件，仅党内就有300多万干部被打倒，113万人被抄家，85万人被下放，可谓冤案遍地，家家户户多少都有点坎坷。

胡耀邦上任之时，虽然临近年关，但是马不停蹄、立即着手开展工作，包括成立上访人员接待小组、干部平反领导小组、知识分子平反领导小组、创办《组工通讯》，果断先处理了5000多被下放的中央机关分配干部等问题，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数篇讨论干部路线的文章。平反冤家错案的工作轰轰烈烈展开，亿万受冤已久的干部群众终于看到希望。

1978年2月6日是除夕，胡耀邦终于可以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这天家里还来了一个不速之客——王金锐，他原来是北京市公安系统的一名普通干部，“文革”中先是被投入监狱，继而下放农村，“九一三事件”后终于获准回城，在东城区街道工厂做一些糊口的工作。他偶然得知胡耀邦就住附近，就贸然敲开胡耀邦家门，诉说苦闷，没想到胡耀邦耐心听了他的遭遇，不断宽慰他，并且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给予经济援助。

1977年底，王金锐重新恢复工作，新年除夕，他为了表示感谢，特用补发的工资，在王府井买了一盒巧克力和烤鸭来到富强胡同耀邦家中。胡耀邦和夫人李昭坚决不接受礼品，并挽留王金锐一起吃年夜饭。胡耀邦叮嘱王金锐：“对过去整过你的人，要会理解、宽容，不要记嫌记仇，要争取一道共事，有些人也是无辜的，教训各自吸取。”王金锐谈起这些年下放农村时，目睹农民的困苦。胡耀邦听后非常有感慨地说：“我们党是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革命胜利的，现在的建设得先从农村抓起，让农民摆脱困苦，先富起来。”

这时王金锐向胡耀邦敬了一杯酒，胡耀邦一饮而尽，为他能够恢复工作表示庆祝。喝完胡耀邦心头一沉，痛心地说：“你们单位的平反工作，是落实得比较快的。但是全国还有多少万冤案有待平反?今夜除夕，你我在这里欢聚，那些仍在受苦的同志和家人，他们能欢乐得起来吗?”

晚饭吃完已过九点钟，王金锐起身告辞，回头恋恋不舍地说：“耀邦同志，外面盛传您职务还要升迁，家也可能搬进中南海，以后再见您就难了，机会也不多了。”胡耀邦上前两步，握紧着王金锐的手说：“金锐啊，外问的传闻，我无法给你证实。不过，你若有事，照样可以来找。找不到我，就请李昭同志转告。不管我担任什么职务，不管我搬去哪里，我总归还是我。”

第二天是春节，胡耀邦没有丝毫休息，继续投入在解决冤假错案的工作中，春节后几天时间里，他审阅了孔祥祯寄来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材料，组织人员重新审查此案；审阅中组部撰写的，发表在《人民日报》的社论《老干部的光荣责任》（正月十三发表）；筹划召开“疑难案件座谈会”（第一次于正月十六召开）。据胡耀邦同志的机要秘书张耀光回忆，1978年春节前后，胡耀邦平均每天收到申诉信500多封，一个月的来信多达６麻袋，累计接待申诉干部数百人，每个月仅亲笔批示的申诉资料就多达三四百件。

（1978年2月8日，即农历大年初二，胡耀邦批示的文化部冤假错案情况汇报）

1979年春节：为1亿多“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摘帽

建国后，在农村划分了大量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他们被统称为“四类分子”。据很多学者估算，农村“四类分子”约2000万至3000万，连带家属子女共有1亿多人。这些“四类分子”是54宪法和78宪法“法定”的“贱民”，在群众专政之下，接受管制和监督改造，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居住和迁徙自由被剥夺，在集体劳动中，被迫付出大量无偿劳动，而分配的劳动成果低于普通社员，本人和子女的入党、入团、参军、升学等权利也基本被剥夺。尤其是文革中，很多地方发生了针对“四类分子”的残酷肉体迫害事件，在北京郊区、湖南道县等地，大量四类分子被非法处决，或遭到酷刑。

早在1960年代前期，胡耀邦主政湖南湘潭和陕西时，他就努力消除对“四类分子”的歧视政策，对他们一视同仁。在打倒“四人帮”后不久，胡耀邦对身边的人说：“地富反坏作为一个阶级早已被推翻了，但作为这个阶级的每一个具体的人，经过二三十年的改造分化，干吗老是给人家压着沉重的铁帽子？他们每个人的背后又都有一大串亲属、朋友，加在一起少说也有两亿人，也都成了难以信任的人。这样，普天之下简直就没有多少好人了！”

据中央党校沈宝祥教授的回忆，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创办《理论动态》后就开始组织理论人员讨论继续划分阶级成分和政治歧视合理性问题，并在1978年3月初，指示《理论动态》要好好做研究，写出几篇重磅文章，给这个问题“揭盖子”。在5月6日召开的共青团省、市、自治区委负责人会议并讲话，胡耀邦再次提出要消除对四类分子、资本家和华侨等所谓“剥削阶级”子女的种种歧视、迫害的问题。

当年7月4日，华国锋约胡耀邦进行长谈，二人从下午3点多一直谈到凌晨1时，据事后胡耀邦的回忆，二人谈话异常投入，连吃饭的时候也是一直在讨论。当时全国人心思变，暗流涌动，华国锋显然是向胡耀邦征求治国之策，胡耀邦也并不做任何隐晦，直言现在冤案之多、耸人听闻。胡耀邦特意提到，有的大队地富反坏到了30—40%，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程度令人惊心，地富摘帽问题迫在眉睫。

华国锋如何表态，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胡耀邦在此之后，立即着手行动，拉开了为“四类分子”摘帽序幕。首先胡耀邦利用主管中央组织部之便，从农村基层干部政策入手开始消除对四类分子的歧视，10月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落实农村基层干部政策的几点意见》，提出对“四清”和”文革”中错划为地主、富农成份的，要纠正过来，家属子女无辜受株连而遭到错误处理的，要妥善加以解决。

1978月12月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胡耀邦当选为中央秘书长，主持中央日常事务。当时权力更替、中央划分一线二线的趋势已经开始显现，胡耀邦无疑是新的一线的核心人物。胡耀邦认为当时党内干部和右派都已经基本平反摘帽，而受打击面最大的“四类分子”问题却依然没有进展，上任后把处理这个问题作为首要任务。此外，胡耀邦重视“四类分子”摘帽还与农村改革有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农村改革已经启动，必须调动农村全部劳动力的积极性，改变农村社会长期被阶级斗争内耗的局面，农村经济局面才能有扭转，而这里面的最大问题就是对“四类分子”的平反问题。

胡耀邦深刻体察到四类分子及其家属急切求变的心情，他于1月7日（腊月初八）这一天对起草组人员说：“春节快要来了，执政党、执政者不能怕麻烦，要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要想到广大人民群众，冤假错案越早解决越好，不能解决的问题也要及时向政治局反映，我们一起解决”。

经过胡耀邦及起草组人员的日夜奋战，《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终于在春节前夕完稿，《决定》指出， 除了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四类分子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社员及子女后代，今后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一律与他人平等对待，不得有任何歧视。在1月28日，也就是春节这一天，新华社全文播发了《决定》，将喜讯传播到千家万户，给1亿多饱受近30年压抑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送上一份温暖的礼物。

（福建省闽侯县为四类分子摘帽的通知书）

1980年春节：为知识分子鼓与呼

1979年是进入新时期的第一年，但是与之而来产生了很多新的冲突，在思想领域的反映就是，刚刚兴起的思想解放、现代性启蒙被压制，被认为是异端、离经叛道，甚至很多有着创意和作品，又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这给刚刚复出的知识分子带来很大压力。1980年2月中上旬，也就是春节前夕，胡耀邦连续出席了出版界、民盟中央和文艺界的三个座谈会，给知识分子打气，鼓励他们继续大胆创造、大胆表达、大胆关心社会和国家建设。

2月9日（农历小年）这一天，胡耀邦出席出版界座谈会，他特意给大家讲了韩愈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他说，春秋郑国子产推行新政，那时候乡校是读书人的公议场所，大家的批评很多，于是有人向子产关闭乡校，而子产却回答说，他们说得对，我就听从，说的不对，我们也应该回避注意，河流不能堵塞，言论不能阻止，堵塞言路，国家就要衰败了！（善也吾行，不善吾避，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聋，邦其倾矣）。胡耀邦特意把这几句古文背诵出来，既是对知识分子的鼓励，也是对执政党的提醒。

2月12日（腊月二十六），胡耀邦受邀除夕民盟中央举办的春节茶话会。民盟既是最有威望的民主党派，也是历次政治运动中受伤害最严重的民主党派，仅在1957年反右中，就有三分之一以上中央委员被划为“右派”，“文革”中各级组织更是停止活动。

胡耀邦在茶话会上，首先代表党中央做了自我批评，他说，我们党内过去不少人夜郎自大、骄傲自满，不会同党外人士合作，以后我们要努力改正，要与党外朋友搞好合作共事。胡耀邦也注意到，拨乱发正几年来，民盟成员参政时，只敢表达 “对！对！对！”，不敢随便发表意见的现象。胡耀邦向他们保证说，以后不存在“引蛇出洞”了，恳请大家敢于反映情况，敢于提意见，敢于帮助我们共产党纠正缺点。

（胡耀邦与民主党派人士交心座谈）

2月12日、13日（腊月二十六、二十七）连续两天，胡耀邦又莅临文艺界组织的剧本创作座谈会。这次会议的背景是，刚刚闭幕的文联“四大”虽然在文艺界历史遗留问题上实现了拨乱反正，但是在有关文艺现实的敏感意识形态问题上，大家分歧仍然很大。因此，文艺界又召开了“剧本创作座谈会”，是为文联四大的延续，夏衍、巴金、丁玲、陆文夫、刘心武、沙叶新、冯骥才等老中青作家们都出席了这次座谈会，胡耀邦应邀出席做了近两万字的讲话，这些讲话显然都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

胡耀邦说先讲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他指出，过去讲文艺从属政治、为政治服务是不对的，文艺是独立的，不过也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对于作家的创作自由，胡耀邦说，文艺工作要坚定不移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艺术民主，坚持“三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切实保证人民群众有进行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自由。

胡耀邦特别强调，作家的作品如果有缺点错误，可以讨论、可以帮助，但决不能因为创作上出了毛病打成反革命。讲至此，联想到“文革”中文联、作协上百名成员被迫害致死，胡耀邦激动地说，我们的党就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

对于，当时的“歌德”与“缺德”争论，即文艺作品是否能暴露社会阴暗面的争论。胡耀邦说，我们的社会落后的东西还很多，我们对落后的东西要揭露，不能把揭露落后面看作敌对的东西。胡耀邦关注到最近沙叶新、蒋子龙等年轻作家暴露政府机关官僚主义的问题，他说，马雅可夫斯基的《开会迷》很好，我们的相声《假大空》也很好，都把搞假、大、空的人集中讽刺了一下，党也非常希望文艺界的同志，同我们一道采取正确的方针，运用文艺创作的手段来揭露，克服官僚主义、特殊化。

胡耀邦的这三次讲话，无疑进一步解放了知识界的思想，为文艺的相关核心问题指明了方向，意义堪比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让中国迎来出版的春天，创作的春天。在他的推动下， “走向未来丛书”（74种）、“二十世纪文库”（96种）、“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80年代约260种）、“走向世界丛书”（35种）、“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丛书”（64种）纷纷出版，发行量上亿策，成为一个时代思想启蒙的主要源泉。王蒙、丛维熙、张贤亮、白桦、刘绍棠、流沙河、邵燕祥、刘心武、张洁、张承志、冯骥才、蒋子龙、陆文夫、王安忆、韩少功、谢晋、靳尚谊等文学、电影、音乐、美术名家群星灿烂，中华文学艺术达到近代以来从没有的繁荣。

（80年代无疑是文学艺术百年巅峰）

1981年春节：邀请200多名教师走进中南海，与中央书记处成员共迎新年

1980年底，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安排，胡耀邦已经事实接替华国锋，履行中央主席的职责。胡耀邦在履行新的职务角色时，特别注意到一条：打破过去党中央和领袖高高在上，与群众保持距离的情况，让群众也有接近他们的机会。由此，他做出了向社会开放部分中南海办公区的举措，另一个就是在1981年春节这一天，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邀请首都200多名中小学教师和幼儿园教师走进中南海，与中央领导人一起联欢，共度新年。

胡耀邦还认真听取了教师们关于教育经费、教师待遇、教育观念等各个方面的问题。春节后，这些都很快被落实解决，1981年全国迎来建国后首次教师工资普调，每位教师工资至少晋升一级，平均增加额20%左右；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地方财政的至少的教育经费比例不得低于5%—10%，全面普及小学教育，同时，九年义务教育的构想也日渐纳入中央办事议程。

1982年春节：出台第一关于农村问题的“一号文件”

经过中央高层长达近两年的争论，1980年9月中央出台关于农村问题的75号文件，联产承包终于获得“准生证”，逐步深入展开，到1981年初，大约有20%的生产队实现了包产到户。但是，75号文件只是一个妥协方案，只允许人均收入50元以下的贫困社队包产到户，而获得土地可以说是每个农民的迫切愿望。

为了解决这个现实冲突，1981年春天，受当时国务院总理委托，杜润生起草了关于联产承包的“切三刀方案”，提出困难地区实⾏包产到户、包⼲到户, 这部分人约占农民的15%，中间60%地区实⾏统⼀经营、联产到劳，最发达的25%社队实⾏专业承包、联产计酬。

这样的话，绝大多数农民依然不能获得土地经营自由，对此，胡耀邦和万里都指出，确定责任制形式要从实际出发, 因地制宜, 适合哪种形式更能促进生产就采⽤哪种形式；要相信群众的智慧，尊重群众的⾃主权, 不能由政府搞包办代替, 更不应当瞎指挥。

对于很多人认为包产到户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担心，胡耀邦一针见血反问道：不要把包产到户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也不能说集体劳动就有优越性, 奴⾪社会就是集体劳动，它就比其他生产方式优越吗？

1981年底，胡耀邦指示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万里出台一个文件，彻底解决农村生产责任制的问题，并建议把它作为1982年的“一号文件”下发。胡耀邦还提出，以后每年都要搞一个关于农业的“一号文件”，根本提高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战略地位。

1982年1月1日，中央正式出台关于本年度的“一号文件”，即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提出对于农村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真正做到因队制宜。切不可凭主观好恶硬推、硬扭，重复一刀切的错误”。

（80年代连续出台的关于农村改革的5个"一号文件”）

1982年的“一号文件”，建国后第一次以中央名义确定了农民土地经营权的合法性，终于让农民吃上定心丸，这个文件于春节前夕陆续传达到基层各级组织，给8亿农民送来了一个最隆重的新年大礼。在这一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上，青年女歌唱家表演了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表达了亿万农民获得土地后的愉悦心声，描绘了农村欣欣向荣的景象，此曲当晚首唱后立刻传遍大江南北，正是1982年“一号文件”受到全体农民热烈欢迎情况的体现。

（农村改革后，农民生活水平立即大幅提高，社会洋溢喜悦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