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位于重庆上游的江津县石墙院，迎来了新一任主人——陈独秀。
这个曾经在中国政坛占据一席之地的革命人物，如今却成了无饭可吃，居无定所的穷老头。
然而实际上，当时的陈独秀名下仍存有一笔巨款，但直至去世，他都没有动用分毫。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陈独秀宁肯过忍饥挨饿的苦日子，也不愿动这笔钱？
晚年的陈独秀先生
本文内信源来自官方媒体（中国广播网《陈独秀》，河北新闻网《揭秘：5届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为何凄凉而终(图)》，人民政协网《陈独秀在重庆最后的日子》，半月谈《陈独秀父子：亦有星星火，作歌靠少年》，中国广播网《[党史开讲]一代伟人予后人留下最珍贵的精神财富》），但为提升文章可读性，细节可能存在润色，请理智阅读，仅供参考！
远离政坛 奔赴江津
陈独秀的大半生，几乎都在“革命”这两个字中度过。1918年，他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作为主要领导人之一发起了新文化运动。1920年到1921年3月，他又先后在上海和广州成立共产党组织。1921年7月的中共一大上，陈独秀又被推举为中央局书记一职。
然而，陈独秀的革命之路进行得并不顺利，因为他的理念同共产国际存在太多分歧。这也间接导致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被共产国际扣上了“左倾投降主义”的罪人骂名。1929年，陈独秀又因为倡导托派路线被开除党籍。自此，他开始渐渐淡出公众视野。
电视剧《觉醒年代》里的陈独秀
然而纵使个人失意，陈独秀依然记挂着国家和民族的安危。当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炮火砸向东三省时，他第一时间就站了出来，谴责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卖国求荣的举动。1932年，由于支持上海淞沪抗战，陈独秀遭到国民党逮捕，一并留与他的还有漫长的13年刑期。
陈独秀虽然被国民党扣下了，但国民党很多将领仍对他很客气，时任国民党国防部长的何应钦便是其中之一。陈独秀被关在南京第一监狱服刑期间，何应钦曾专程来狱中探望，并请陈独秀为其题字。陈独秀知道何应钦是有意拉拢他入伙国民党，便挥笔愤然写下几个大字：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虽然名义上判了13年，但因为抗战局势的需要，陈独秀最后只在狱中待了四年多就被释放了。待到陈独秀再回归自由身，时间已流转至1937年8月，抗日战争已进行到最艰苦的阶段。为了国家和民族，才脱离牢狱之灾的陈独秀，又一次义无反顾的闯进了抗战洪流之中。
电视剧《觉醒年代》里的陈独秀
在拥护国共合作抗日上，陈独秀的态度是积极的。然而他并没有回归共产党，而是成了一个独来独往的爱国者。中共中央找陈独秀合作，要求他公开放弃托派主张，陈独秀以“劝人招降”之嫌拒绝了。后来，周总理在1939年亲自上门劝说，但也被陈独秀给回绝了。
眼见陈独秀决意与共产党划清界限，蒋介石决定趁热打铁，派出胡宗南以及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上门游说。不过，他们的用意很快就被陈独秀识破，甚至还被轰了回去。气急败坏的蒋介石决定对陈独秀赶尽杀绝，派出大批特务对陈独秀和家人展开了无止境的监视。
国民党的所作所为让陈独秀深恶痛绝，他明白如果不尽早摆脱国民党的纠缠，自己和家人早晚会有被清算的那天。眼下最好的办法就是搬到一个新地方生活，如此才能避开那群阴魂不散的便衣特务。恰逢此时陈独秀的故交邓仲纯相邀，他便决定举家去投奔这位友人。
隐居县城 举步维艰
1938年8月3日下午，陈独秀在妻子潘兰珍的陪同下，乘坐五六个小时的客轮抵达四川江津。这片西南之地位置偏僻，环境倒是清净，很适合罹患高血压的他休养调息。按照计划，陈独秀要先去邓仲纯家找邓仲纯，没想到他们刚一到，邓太太就送了他们一记“闭门羹”。
陈独秀和潘兰珍无奈，只能冒着酷热的天气继续到处找住处。他们身上带的钱并不多，没办法租住宽敞的客房，只能在一家小客栈里租了个小单间。此时的陈独秀已年过六旬，身体本就羸弱，再在闷热狭小的房间里休息，对他而言愈发是一种折磨。
万幸的是，在另一位朋友方孝远的帮助下，陈独秀和潘兰珍搬到了郭家公馆居住。虽然只有两间底楼，但好歹不至于再无处可去。就这样，陈独秀和潘兰珍在江津这片陌生的异乡土地上开始了新生活。然而对陈独秀来说，若想真正安定下来，却也远非他想的那般容易。
陈独秀是安徽安庆人，但他呆的最久的地方却是上海。江津固然景色秀丽，但夏热冬冷，季节温差变化很大。在郭家公馆生活的那段时间，水土不服是陈独秀面临的最大难题，他的身体因此被折磨得很厉害。唯一的安慰，大抵就是幼子陈松年一家以及母亲谢氏的到来了。
陈独秀和潘兰珍（右）
陈松年是陈延年、陈乔年同父异母的亲兄弟，来到江津后，他去了国立九中教书。陈松年的妻子窦珩光和潘兰珍平日里则负责操持家务，一家人生活的好不惬意。后来在邓仲纯的极力邀请下，陈独秀举家搬到延年医院的后院。没成想次年3月下旬，谢氏忽然病逝了。
谢氏其实是陈独秀的叔母，原本没有子嗣。陈独秀的父母离世都很早，所以他从年幼时便跟着四叔父陈衍庶和四叔母谢氏生活。然而自从参加革命后，陈独秀同谢氏的关系因为各种变故变得越来越差，谢氏也因此弄垮了身体。
故而此次将谢氏接来江津，正是陈独秀为了弥补自己此前犯下的过错。可老天不等人，“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剧终归降到了陈独秀身上，他再也没机会为继母谢氏尽孝了。谢氏的死让陈独秀继连失陈延年、陈乔年两子之后，身心再次遭到了重创。
在为继母谢氏办完丧事后，陈独秀和妻子离开了延年医院。他们最初租住在一家小旅馆内，后来在江津名绅邓蟾秋和九中校长邓季宣的帮助下，夫妻俩来到鹤山坪的施家大院居住。后来，由于不习惯这里的孩童吵闹，陈独秀又辗转搬到了前清二甲进士杨鲁承的旧居石墙院。
凄清潦倒 溘然长逝
石墙院的环境布设是陈独秀的“理想型”，但由于年久失修，这里的两间房都有些破败了。最关键的是，这里位置过于偏僻，往返县城最少也要6小时起步。交通上的不便利，使得陈独秀无法及时获取外部消息，甚至连看报纸这种最基本的需求，也无法实现。
陈独秀的处境，此时像极了“五柳先生”陶渊明，颇有些与世隔绝的感觉。但对渴望与外界保持联系的陈独秀来说，这却并不算是好事。多亏有邓仲纯的帮助，他才能收到最新的《江津日报》和重庆方面的报刊，不至于陷进信息闭塞的恶循环里。
石墙院的两间房，一间被陈独秀当作“书房”，另一间则被安排为他和潘兰珍的卧室。由于江津的天气变化不定，夫妻俩常年生活在“冰火两重天”的环境中。夏天蚊虫遍地，冬天天寒地冻，着实让体弱的陈独秀吃受不住。但纵使如此，他依然没有舍弃自己的笔杆子。
自从离开政治中心后，搬到石墙院的陈独秀愈发感到冷清，唯一的乐趣只剩下写作。这也是他和潘兰珍谋生存的唯一途径，只有多写些文章，家里的收入来源才不会断。但由于国民党的不断压迫，写作赚钱这条道最后也被堵死了。而这很快也催生了新的问题，那就是断粮。
战乱年代，国内各地的物价飞涨，陈独秀和潘兰珍有时甚至还要依靠向邻居借粮来解决温饱问题。实际上，抗战时期的陈独秀并非真的“身无分文”，他在《时事新报》的职务能为他提供160元的稿费，北大教授这层身份也能为他带来300元的收入。
但随着稿费停发，陈独秀的经济情况又陷入了艰难，只能依靠章士钊、蔡元培、杨鹏升等好友为他提供资助。杨鹏升最大方，明明和陈独秀交集不多，却还是给他寄去了4500元帮忙改善生活。但这似乎并不能起什么作用，陈独秀依然穷困潦倒，恰如邻居郭碧新所言：
“其实我们都晓得，陈先生（陈独秀）是马屎外面光，穷得造孽。”
可即使陈独秀已经成了一个无党派的穷苦老头，国民党方面却依然不肯放过他。曾任江津县长的黄鹏基对此记忆犹新，那时国民党每一两月就会派敌特过来盯梢，不管是谁拜访陈独秀都要登门查问。有一次章士钊来探望陈独秀，送前者离开时，陈独秀便只送了一小段路。
电视剧《觉醒年代》里的陈独秀（左二）
“我只能到此为止，不能越雷池一步了。”
晚年由于生活困顿，陈独秀和潘兰珍在住所里开荒种地，学着农民的样子种了土豆和一些蔬菜。当地村民经常能看到陈独秀在田地里捡牛粪、扛锄头劳作的场景。陈独秀仍陆续接受朋友和学生的接济，但鲜少有人知道，他的名下其实还秘密保留着一笔2万元的存款。
右为陈独秀的书法作品
这两万是陈独秀在编写《小学识字教本》的时候，由国民政府批给他的稿费。书的编写工作很快就完成了，但到了出版这最后一步时，陈独秀却突然“变卦”了。原来，陈立夫要求将书名里的“小学”改掉，陈独秀听后勃然大怒，最后书没能出版，那笔稿费也一直没动。
即使到了后期家中无米可炊的境地，当潘兰珍提出挪用这笔钱款时，陈独秀依旧一口回绝。他宁肯变卖衣服和书法作品，也绝不允许任何人动用这笔钱，只因这是来自国民党的钱款。所以说，陈独秀的晚年过得落魄穷苦，很大程度上和他与生俱来的清傲风骨有关。
晚年的陈独秀拒绝了很多“机会”，国民党的胡宗南和带离想让他重新“出山”，他拒绝了；胡适想拉拢陈独秀去美国写传记，他也拒绝了；后来，托洛茨基邀请他去美国参加第四国际工作，陈独秀依然拒绝了。在名利和穷苦面前，陈独秀的气节，注定会让他奔向后者。
1942年，这一年，陈独秀身上罹患的心脏病、高血压等病症愈发加重，连下床活动都无法做到了。在那个医疗条件有限的年代，陈独秀只能将生的希望寄托于民间偏方。潘兰珍几经寻访，得知将蚕豆花晒干煮的水可以降血压，便日日坚持为丈夫煎药，但效果并不理想。
陈独秀先生的墓碑
1942年5月12日，由于误饮发霉蚕豆花泡的水诱发高血压，陈独秀出现了心悸的症状。几日后，他又犯了胃病，病情再一次加剧。5月27日，63岁的陈独秀在延年医院的病床上永远离开了人世。一代革命先驱陈独秀先生，至此终于能在江津的“康庄”安然入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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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中国广播网《陈独秀》；
【2】河北新闻网《揭秘：5届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为何凄凉而终(图)》；
【3】人民政协网《陈独秀在重庆最后的日子》；
【4】半月谈《陈独秀父子：亦有星星火，作歌靠少年》；
【5】中国广播网《[党史开讲]一代伟人予后人留下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