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季度，先后有两位副省级领导兼任地方职务。2023年11月中旬，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张晓钦，兼任柳州市委书记。此前的10月下旬，贵州省政协副主席李建，兼任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州委书记。更早之前，湖南省副省长周海兵在5月份兼任长沙市委副书记、代市长（7月正式当选市长）。

几位空降兼任书记、市长的副省级高官，都是临危受命的“救火队长”。前任黔东南州委书记安九熊、柳州市委书记吴炜，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而长沙市原市长郑建新，因为2022年发生的“4·29”特别重大居民自建房倒塌事故而被问责免职。

上级空降，增强权威

“救火队长”是一种形像化的比喻。当一地的党政主官因为腐败落马，或是重大责任事故被问责后，必然会有牵连涉及相当一批官员和部门，不可避免对当地带来相当的衝击震荡，带来工作压力。在这样的特殊形势和紧急时刻，往往从外部调入继任者来主持工作，稳定人心，整顿吏治，所以有“救火队长”之称。

而为了应付复杂局面，很多时候是从上级组织空降更高级别的官员，以进一步加强权威、力度，更高效地处置相关情况。张晓钦、李建、周海兵就都是以省级领导身份，来兼任市级领导。三人分别来自人大、政协、政府，这也体现了选派来源的广泛性。

回顾过往的例子，2008年河北“三鹿”三聚氰胺问题奶粉事件爆发后，时任河北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等一大批官员被问责免职。级别更高的河北省委副书记车俊兼任石家庄市委书记，在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上明确表态：“要把处置好三鹿奶粉事故作为头等大事。”

2019年5月，安徽省阜阳市委书记李平因为在扶贫工作中弄虚作假、铺张浪费，搞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在贫困县搞“刷白牆”面子工程而被免职，安徽省副省长杨光荣兼任阜阳市委书记。调研第一站就去了“刷白牆”所在地，继续纠正整治问题。

2021年2月，因为辖区内栖霞笏山金矿“1·10”重大爆炸事故，时任烟台市委书记张术平受到诫勉谈话处分并免职，山东省副省长傅明先兼任烟台市委书记。履新后第二天，傅明先就专门召开安全生产会议并以“四不两直”方式（即：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到多家金矿企业进行突击检查。这无疑也是以实际行动来践行“救火”角色。

一些职能部门也会类似的高配空降情况。2020年2月，因为疫情防控不力，湖北省卫健委党组书记张晋、主任刘英姿同时被免职。刚刚由国家卫健委副主任空降湖北省委常委的王贺胜，兼任湖北省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这意味着，王贺胜同时担任国家卫健委、湖北省委领导班子成员以及湖北省卫健委的一把手。

这种自上而下的模式，贯通了国家卫健委、湖北省、湖北省卫健委三个层面，缩短了管理运行链条，提高了工作效率，对于快速反应疫情变化、贯彻落实防疫举措，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国家层面，2003年“非典”爆发后，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被追责免职，由副总理吴仪兼任卫生部部长，直接调度指挥。

同时兼任两级“一把手”

以省领导兼任市委书记来类推，当县委书记出现重大问题而调整时，则经常由市领导空降来兼任。2022年，江苏徐州市丰县因为铁链女“小花梅”事件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丰县县委书记娄海被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江苏省委决定，徐州市副市长王维峰兼任丰县县委书记。王维峰上任后表示，要推动丰县走出“至暗时刻”，全面整顿干部作风，赢得社会各界信任，重塑丰县形象。这也是其作为“救火队长”的首要任务。

2018年夏天，山东寿光市受台风“温比亚”影响，爆发特大洪灾。寿光属于潍坊市下属的县级市。潍坊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林红玉临危受命，兼任寿光市委书记，肩负其抗洪救灾、重建家园的重任。

不难看出，兼任下级职务的，往往是上级组织的副职，如副省长兼任市委书记、副市长兼任县委书记等。但也有例外。2021年10月，因为防疫不力，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旗委书记陈占云被免职，由阿拉善盟盟委书记代钦兼任额济纳旗旗委书记。盟、旗是内蒙古自治区独有的行政区划，级别分别相当于地级市、县。代钦同时担任盟委书记、旗委书记，身兼市、县两级“一把手”，这是十馀年来全国唯一的案例。相比于副职兼任，代钦这种任职模式，无疑能够最大限度调度各种资源，加大工作力度，压紧压实责任。

敢于担当，提拔重用

由于“救火队长”都是在艰难关头驾驭处置複杂问题，故而很多人在后续都得到重用。这也凸显了选拔“勇于任事、敢于担当”干部的用人导向。

譬如，车俊在兼任石家庄市委书记一年半后，调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委（正部长级），后历任浙江省省长、省委书记。王贺胜在卸任湖北省领导职务后，出任了国家疫病预防控制局首任局长。代钦于2023年1月升任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林红玉在兼任寿光市委书记后不久升任潍坊市委副书记，2020年后又任济宁市市长、市委书记。

（文 ︱马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