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身体抱恙的康生深感自己时日无多，为了维护自己身后的声誉，及时和“四人帮”做出切割，康生冥思苦想，终于为自己想出了一条妙计。他通过工作人员联系了有关部门，表示自己有重要信息需要向毛主席汇报。

几天后，王海容和唐闻生奉主席之命，登门拜访康生。康生将自己掌握的关于江青和张春桥多年前叛变革命的行为向两人和盘托出，一言既出，语惊四座。

康生斩钉截铁地表示：他们两个就是党内的叛徒。

从1966年5月出任新的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之后，康生与江青、张春桥等人之间的密切联系持续升温。六十岁出头的康生，是江青嘴里的“康老”，也是最得她心意的“笔杆子”。

借助于“四人帮”的势力，康生在党内的地位如日中天。在毛主席心目中，康生是偏“左”的。从四十年代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康生就以善“整人”而出名，与他有关的错判错杀，不计其数，总体来说，过大于功。

不过，康生毕竟资历深厚，改头换面之后，依然以党内元老的形象示人。特殊历史时期之后，康生的行事做派，和江青等人属于臭味相投，双方一拍即合，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既然是基于利益的联盟，当然也有可能因为利益而分崩离析。

九一三事件之后，政治嗅觉敏锐的康生开始察觉到了风向的变化。先是前来探望康生病情的江青，带过来两根新鲜的玉米请康生笑纳。康生有些奇怪，打听玉米的来历。

江青不以为意地说，玉米是毛主席相赠，一共有五个，她觉得味道不错，就想着要“孝敬”康老。康生的头脑当然不会像江青一样的简单，他直觉伟人的举动不一般，可是究竟不一般在哪里呢？

苦苦思索数日之后，康生终于摸到了门路。毛主席这是以和玉米同音的“欲”、“迷”来提点追求滔天权势的江青，想通了其中关键之后，康生意识到江青势力集团已经处于失势的边缘。

康生自知命不久矣，多年来自己与“四人帮”之间的勾结是无论如何也抹不掉的黑历史。害怕自己劣迹败露的康生思前想后，找到了给自己预留后路的办法。他选择向主席揭露江青和张春桥不为人知的历史污点，以此来洗白自己。

康生向王、唐二人提到了王观澜和吴仲超两个关键的证人，他们可以分别证明江青和张春桥在三十年代的隐秘过往。

王观澜夫人徐明清是江青进入延安的重要引路人，江青曾经向她详细讲述过自己1934年的被捕经历，其中有签署“自白书”的情节。而吴仲超则是当年张春桥参与非法组织“中共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活动的知情人。

对于王、吴、江、张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康生知道得一清二楚，但是出于个人政治利益的考量，长期以来，他都保持缄默。

尽管康生在别人的历史问题上表现得义正词严，但是他自己的身家其实也并不清白。

1950年，原中共早期党员，后来叛变转为国民党特务的卢福坦在上海被捕。根据他的供词，康生于1930年被国民党当局抓捕期间曾经有过叛变行为。

这段往事，虽然遭到康生的坚决否认，但是，卢福坦在1969年被康生签署密令处决却是不争的事实。急不可耐地杀掉一个关押多年的叛徒，还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个中缘由，很难不让人浮想联翩。

康生是否叛变过的问题，在他连续的政治操弄之下，很快就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而他对于江青、张春桥的揭发，也始终没有头绪。

毛主席对于康生作出的示好举动，还是报以一贯的大度宽宏。1975年，康生受到中央的公函，内容是关于毛主席希望他继续出来参与工作。康生颇有受宠若惊之感，奈何他已经陷入病入膏肓的境地，只能推辞。

1975年末，康生在北京病故。他在生前的一系列布置，让他在去世后骗得了三项举足轻重的正面评价。不过，历史终究是公正的。1980年，中央作出开除康生党籍的决定，他获得的一切荣誉也被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