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的失误，在中国领导人面前都留下了一大堆问题，在一系列内政、外交问题的压力下，毛主席面对众多争论，难以找到意见一致的解决办法。而在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则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纠正这些失误的决策中来。
此时，毛主席和刘、邓之间也开始产生了意见分歧，焦点在于1962年的中央扩大会议上，即著名的七千人大会。
从1960年起，刘少奇当上国家主席后，便觉得毛主席的许多工作方法脱离了实际。尤其是他在制定了对“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方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平反”的文件后，就被毛主席认为是“右倾”的“翻案风”。
为此，毛主席专程找刘少奇谈话，在交谈中，毛主席几度摇头说：“我虽然退居二线，让你当了秦始皇，但我还是为你担心，你的这种‘右倾’做法，广大的工人和贫下中农能答应吗？在国内搞三自一包，在国际上鼓吹三和一少，谁高兴？只有那些地富反坏高兴，帝修反高兴！”
这次谈话，刘少奇并没有太多不安，他认为他干的事只要经过法定程序和政治局批准，没有什么不当的地方。在这种平安无事的心境中，他工作得十分舒坦，甚至体重都增加了许多。尽管如此，但他还是虚心地接受了毛主席的一些意见，并尽量听取他的建议。
到了1964年，围绕“四清”运动，毛主席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进一步扩大，在五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时，毛主席对正在农村开展的四清运动有个基本估计，他说：“现在的农村已经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我们过去总结那个搬石头的经验，总结的不全面，但还有用。现在就是有个倾向，就是怕搬石头，干部去了也不敢搬，结果就不深不透。
有一些大队，就是找不出一个比较可靠的真正的领导核心，至少有三分之一，需要外地派好的支部书记去。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一以上的领导权，不是在我们手里！”
毛主席的话，令参加会议的很多领导人都为之一惊，这句“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意思，真的不是另有所指吗？
然而，刘少奇对于毛主席的这番话，觉得是顺乎自然的，理当如此的，没有任何想法。
这年10月，刘少奇批转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夺取斗争问题的指示》，他明确指出：凡是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首先解决领导权问题，然后再解决经济上的四不清问题，这样才能把斗争提高一步。
但这份文件转呈到毛主席处后，毛主席认为刘少奇把农村形势看得一团漆黑。不管是群众还是当权派，都连锅端了，做法有失妥当，并在12月下旬，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再次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
这场争论过后，就到了12月26日，这一天是毛主席的生日，他邀请了刘少奇、周恩来总理、邓小平等一众中央领导人、大区书记、劳动模范到人民大会堂吃饭。
本该是热闹愉快的生日宴，但这顿饭的气氛异常紧张，从头到尾都只有毛主席一个人讲话，他说：“今天是我的生日，过了今天我就71岁了，我已经老了，也许不久就要去见马克思了，所以今天请大家来吃顿饭！”
众人都听得出来，毛主席的语气中有几丝浓浓的悲愤之感。这时，毛主席提高嗓门说道：“今天李敏没有来，她没下乡，没有资格来，李讷没有回来，她下乡了。”
随即，毛主席用讥讽和恼怒的语气说道：“拒绝到农村去，在城里享受安逸舒适的生活，不出修正主义才怪。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这些人就都是修正主义！”
讲到这里，毛主席不客气地大声问李富春：“富春啊，你们现在什么事情都不跟我讲，啊？什么话也不同我说。现在我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你们是在搞独立王国啊！”
毛主席此言一出，令在场的人都如芒刺背、如坐针毡。
李富春知道，由于自己和毛主席的关系很深，毛主席要批评什么时，经常拿他做话头，说的是自己，批评的可是别人。毛主席说起自己来毫无顾忌，只是更显得二人之间的情谊非同一般。所以，李富春听了毛主席的话，只是笑笑什么话也没有说。
但刘少奇、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的心情，却十分沉重，他们听得出来，既然毛主席说“你们”，那就不是在指李富春一个人，可还会有谁呢？他们心里自然明白！
第二天，毛主席老早就来到了会场。等开会的人到齐后，他掏出两本书，拍在桌子上说：“我今天来开会，专程带了一本宪法，一本党章。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有说话的权利。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有参加会议的权力。可是召开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有两个人要剥夺我的权利。一个人不叫我开会，一个人不叫我讲话，想干什么？想搞独立王国吗？这不是尊重不尊重我的问题，而是想步赫鲁晓夫的后尘，我看有些人就是混进我党的反动分子，我劝这些人要注意！”
毛主席这番重如泰山的话，把刘少奇惊出了一身冷汗。包括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都没有想到，毛主席竟然会说出这样言重的话语，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
由此可见，毛主席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已经产生了，所以刘少奇在后期的一些遭遇，并不是偶然的事情。当然，江青等人无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